郎世宁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
约1756—1757年
高丽纸本油画
62.6 × 51cm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是比较罕见的再现乾隆皇帝中年时期样貌的半身便服像。该画作为纸本油画，其尺寸与材质均符合现存的乾隆时期宫廷油画半身像的规格。
郎世宁自乾隆皇帝登基之时就受命绘制了《乾隆皇帝及后妃像》半身像。乾隆皇帝对郎世宁丹青写真的珍视程度在御诗中多有反映。郎世宁由于其超凡的西洋绘画技巧被破格提拔为奉宸苑卿，官居正三品。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描绘的是40岁左右的乾隆，当时他已经蓄有八字胡和长髯。画中人物除了大致容貌与现存的乾隆皇帝绘像相似以外，还有一处非常明显的特征可以进一步确认这是乾隆本人的画像：人物左眉中部由于毛发较为稀疏而产生的断眉。
根据当时宫廷传教士的书信可知，其实乾隆皇帝对于过美化个人肖像并不推崇，他多次向传教士画家提出要注意他左眉的缺陷，要求他们真实地体现在画面中。此外，乾隆皇帝还十分大方地为画家摆造型，方便他们观测他的容貌。画像时，画家与皇帝之间的距离不过一米远。《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应该也是在这样宽松的创作环境下完成的。
画中的服饰也符合当时宫廷的规制，传教士的书信中也提到了皇帝曾穿着便服接见他们，并让他们感到惊讶，因为皇帝除了头冠上的红丝绸顶子别无其他特殊标记。而《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画中的非朝服冬装帽也符合书信中的描述。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与有关文献相结合，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乾隆皇帝被画像时的真实情况。尽管贵为一国之君，其画像无可避免地被要求体现庄严肃穆以符合统治者身份地位，但皇帝的个人喜好更能决定绘画的最终表现。
托马斯·基克尼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肖像》
18世纪90年代
布面油画
167.7 × 114.2cm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出生于1781年5月；他的父亲老斯当东在他出生的四个月前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马嘎尔尼伯爵的秘书，前往印度赴任。1785年，老斯当东返回英国，为小斯当东定制了非常良好的教育计划，聘请了多位高级私人家庭教师，为进入莱比锡大学作准备。
小斯当东的基础教育被充分展示在了这幅肖像中：一部希腊语的《欧几里得》和一架地球仪。由于他经常与学者们出于高级学府的课堂，小斯当东并不喜欢与同龄人交往。1792年，老斯当东被任命为马嘎尔尼中国使团的副使和秘书。在父亲的恳请之下，时年11岁的小斯当东被允许作为大使的侍卫，一同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的四个月，斯当东父子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接受了中文集训。两名中国人在那里向他们教授中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之间的互译。当时小斯当东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法语、希腊语，并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学会了简单的汉文写作。
在中国，小斯当东的中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中国地方官员的赏识。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正式召见英国大使团，其情形被老斯当东记录了下来：皇帝问使团中是否有人懂得中文；11岁的小斯当东可以流利地说汉语，于是皇帝十分好奇，让小斯当东到御前相见。小斯当东得体的举止让皇帝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当场赏赐了随身御用的装吃食的袋子给他。
1794年，马嘎尔尼使团无功而返。1798年，17岁的小斯当东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书写员，对此胸怀大志的小斯当东并不满意。小斯当东的中文能力使东印度公司受益匪浅。后来，小斯当东被晋升为公司驻广州的委员会主席。1816年，他再次加入了拜访中国无疾而终的英国使团；翌年他便卸职离开了中国。
林呱
《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肖像》
布面油画
1830年代
64 × 48.9cm
伍秉鉴（1769—1843）是广州十三行最著名的行商，西方人敬称其为“浩官”。在鸦片战争前夕，他被朝廷任命负责处理外贸事务；当时的西方商人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曾作如此评价：由于浩官的财富、地位和智慧，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行商们的总领。
伍秉鉴作为一位精明的投资者、银行家和企业家，不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赢得了海内外同行们的尊重。他给世人留下了身形清瘦又慷慨大方的形象：他经商有道、财运亨通，又乐善好施；他拥有着数座装饰精致的花园。
许多中国外销画家绘制的伍秉鉴的肖像似乎受到了英国旅华画家乔治•钱纳利的影响。钱钠利刚到中国不久就为伍秉鉴绘制了一幅肖像（现为汇丰银行收藏），这幅作品后来被林呱等大仿制，并被其他外销画家竞相模仿称不同的式样。在这些画像中，伍秉鉴的形象被忠实地描绘了下来：前额亮圆、下巴削尖、八字胡，这些特征远比他身上的中国朝服更令人影响深刻。1844年，就在他去世的一年之后，纽约建造了纪念“浩官”的600吨位的商船，用于往返于旧金山和广州、香港的贸易。
伍秉鉴的画像曾被许多美国洋商收藏和展示。这幅肖像应该就是伍秉鉴当时赠送给美国合作伙伴的。从画中伍秉鉴的样貌来看，该画的绘制时间应该在1830年代早期。
乔治·钱纳利
《自画像》
1802—1825 年
布面油画
24.6 × 19.1cm
这幅自画像曾著录于英国学者孔佩特（Patrick Conner）的《乔治·钱纳利：印度和南中国海的艺术家》这部深度剖析钱纳利及其艺术表现的专著中，是钱纳利自画像系列作品之一。
自画像在西方有着特别的意义。只有在画家对自己的身份和职业有自觉的认识及自信之后，才会把自己的形象画入画中。因之，画自画像应该与文艺复兴以来画家身份地位的上升有很大的关系。对钱纳利的自画像，亦可作如是观。
钱纳利的一生创作了很多幅自画像，从1793年第一次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自画像，到1848年9月20日画的速写，自画像几乎贯穿了其整个绘画生涯，无疑对研究钱纳利各个时期的风格非常有意义，也无怪乎几位研究钱纳利的专家都专门为此开辟一个章节用以论述。
在此画中，钱纳利描绘了自己拿着调色盘侧身面对观众的样子。整幅作品的色调偏暗，光线从左上方照射进来，使人物的面部和身子呈现出戏剧性的明暗对比。画家对头部以及帷幔作了比较细致的刻画，观者不难发现其对朱红色的偏爱，在人物的鼻尖、嘴唇和耳朵外轮廓等地方皆有这一颜色；同时画家对高领的爱好在此画中也有表现，这也是他一系列肖像画的典型特征之一。至于帷幔，在古典绘画中常常用来营造氛围或衬托肤色，或许算得上是钱纳利肖像画中最常用的道具。此外，钱纳利对调色盘的描绘非常概括，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手的描绘，或许和精致的手部描绘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有关。当然，最吸引人或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画家的神态，他皱着眉头，略带困惑地向画外探视。这是一种不谄媚也不算失礼的神态，不同于画家后来明显地表现出不满的自画像。但所有这些自画像共通的地方在于钱纳利如实地描绘了自身，甚至还夸大自己的缺陷，与他以长得丑陋为豪的言辞一致，孔佩特（Patrick Conner）曾根据画中人物的长相以及明显未完成的背景推测这是一幅钱纳利在加尔各答早期的作品。
乔治·钱纳利
《詹姆士•威尔逊肖像》
约19世纪中期
布面油画
77.2 × 63.8cm
这幅肖像的主人公是英国渣打银行以及《经济学人》杂志的创始人詹姆士·威尔逊（1805-1860）。威尔逊出身富庶，其父拥有一家纺织厂。他对经济学和社会实践非常热衷，为此放弃了学术研究。1843年，他创立了《经济学人》杂志，这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出版物。他由于在经济方面的突出能力，被英国首相任命担任处理印度事务的官员，帮助印度建立税制。这幅肖像很有可能是威尔逊被任命为英国印度事务委员会书记期间托人请钱纳利绘制的。
溢安
《细密画中国帆船》
19世纪中期
铜板油画
16.2 × 10.8cm
这是一幅少见的微型的帆船海景画。画面上表现的是“帆正风清，扬帆远航”的情形。笔触细腻而精到，色彩微妙而和谐。如此小的幅面上却表现出翔实而开阔的空间，点划之间显示出作者娴熟精湛的绘画功力。
微型的中国帆船海景殊为难得，署名“溢安”更为鲜见。溢安应该就是西方学者所列出的活跃于1880年代的画家“Yat On”。
永祥
《航海中的“官山号”帆船》
约1860—1870年
布面油画
46 × 60cm
港埠风景和航船一直是中国油画“外销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没有署名，有签名的作品极为少见。但是在寥若晨星的有记载的中国早期油画家行列中，实实在在地留下了永祥的名字。
画家用精细和灵活的笔触描绘海水与船舶，船上人物姿态各异，生动活泼。在蓝灰的天空下边，一抹晚霞映照在海面，“官山号”帆船在迎风破浪向前航行。
佚名
《广州港埠风景》
19世纪后期
纸本水彩
20.5 × 40.2cm
珠江夜月是羊城八景之首，这幅画描绘了珠江上美丽的景色。咸丰九年（1859 年），粤海关在广州府番禺县海珠一带（海珠石附近）的大浪石和三浪石上分别建造了一座红色圆形石质灯塔。这两座灯塔在航线的北面，塔高都是2丈2尺，是红色长明灯，晴夜可照6里。这两座灯塔在航线的北面。另外，在航线南面的二浪石上，建有绿色圆形石质灯塔一座，塔高1丈5尺，点绿色长明灯，晴夜可照3里。这三座灯塔就是中国最早的灯塔。统一编号分别为第一灯、第二灯和第三灯。
佚名
《珠江风景》
约1800年
铜板油画
12.1 × 15.3cm
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画在铜板上的油画，画幅虽小，但画面的冷暖关系和每个细节都做了明确的交代，在放大镜下观看，每个细节细致微妙。在这幅画上，也能看到早期中国油画家在油画材料上的探索。
在如此微小的尺幅内，表现出广大而丰富的空间，足见画家之功力。光海面上就画了大小船只十八艘，且每艘船的结构细节清晰可见；江面上的亮部与明亮的天空相呼应，形成大面积明暗对比，在远景的山峦，又有横向的明暗节奏和局部的景致更替，丰富了画面的空间层次；海面的波光粼粼映衬着天空淡淡的云彩。海滩、山坡、丛林、村舍一一再现，相互掩映，这一切俱在画家精细的描绘之中。细致深入的刻画，使得画面显得精美无比。
作者佚名，但是通过绘制年代以及画家融合中西绘画的艺术素养和精湛的技法来看，至少达到了史贝霖的水准。
佚名
《广州黄埔港》
约1800年
布面油彩
46.2 × 60.4cm
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并在黄埔村南进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顿时中外商船云集，舳舻相接，贸易繁荣。1757至1840年间，清政府决定只保留粤海关作为贸易商埠，黄埔挂号口被指定为唯一商船港口而成为贸易必经之地随之闻名世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黄埔古港兴旺发达的时候，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在黄埔古港鼎盛的85年间，共停泊外国商船5000多艘，是来华外国人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场景之一。
这幅画中描绘的是1800年前后的黄埔港的风貌，细致的笔法中保留着许多中国传统绘画的痕迹，宽阔的江面连着入海口，港口内樯桅林立，商旅船舶来来往往，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画面正中左侧的红色建筑是粤海关的黄埔挂号口，门前高耸着旗杆；右侧飘扬着各国国旗的建筑是各国商馆。画作颇似一幅航海地图，生动再现了黄埔港当年的盛况。
佚名
《欧洲庭院之一》《欧洲庭院之二》《欧洲庭院之三》
约1780年
纸本水彩
92 × 49.5cm
18世纪后半叶，当史贝霖从玻璃油画转向布面油画时，一些中国南方的西洋画家开始绘制水彩画，早期的水彩风景画大多是临摹欧洲铜版画，作品主要以欧洲人物和风景为主要题材。画中羊羔的描绘与郎世宁的作品十分相似，带有中国宫廷的审美品位；屋后的远山缥缈高远，明显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直到19世纪初，西方商人才更喜欢中国普通社会的主题。
这是三联水彩画，是当时比较罕见的巨幅中国艺术家早期的洋风水彩画。
（传）南昌
《琶洲塔》
1850年代
布面油画
48.5 × 35.7cm
琶洲塔位于广州珠江边的琶洲上，这座古塔修建于明万历年间，清末随着广州商贸的繁荣，往来于珠江上的商船逐渐增多，琶洲塔成为了在珠江边为商船导航的航标，也成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广州对外贸易的辉煌历史。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珠江之畔琶洲塔一带的风景。琶洲塔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而且其周围风景秀丽，很多画家都把琶洲塔作为描绘的对象，但都有各自的风格，如与顺呱（Sunqua）表现琶洲塔的作品相比，南昌的作品给观者更加明快的感觉，画家以透明或半透明、厚涂的方法处理画面，先用薄而透明的色彩处理好大体色彩关系，再用较厚不透明的色彩拉出水面的波光淋漓，故画面呈现出自然、清新的情趣。
佚名
《河南伍园》
1860年代
布面油画
75 × 112.6cm
这是一幅以伍家庭院为题材的绘画作品，画家的绘画技巧更趋熟练，呈现出浓郁的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特征。嘉庆八年（1803年），伍秉鉴在广州河南安海乡置地百亩为其开基立宅之始。之后在此建造的伍氏花园便被称为河南伍园，画中景色来自河南伍园中的万松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伍家逐渐衰落，如今园林建筑更是早已不存。但是，这些如相片般写实的画作依旧为我们探究广州十三行中国行商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丝线索。此幅绘画是现今存世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传）史贝霖
《书香门第》
18世纪晚期
玻璃镜背面油画
51.4 × 68.8cm
中国权贵室内生活场景是早期外销玻璃画非常流行的题材，英国王室现藏的作于18世纪中期的玻璃背画与《书香门第》的风格和内容都非常接近。
另一方面，《书香门第》的南方元素十分显著：前景处的蓝色帘幕是当时外销室内场景画和肖像画都通常使用的视觉道具；背景处的海景为黄埔塔景，是十三行贸易区在洋商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风景之一。
画家具有相当的写实功力，对色彩的运用也相当独到，为中国特色场景注入了西方洛可可式的小资怡情的视觉表现倾向。
佚名
《茶园小憩》
1810—1820年
布面油画
43.8 × 59cm
种茶题材的绘画纸本水彩类较多，油画较少。这是一幅中国田园诗歌般的风景画。19世纪的中国外销风景画，既有着西方古典主义的手法，又结合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诗情画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除了在笔触上略显拘谨外，然论其色调、形式感均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茶叶的神奇功效在欧洲流传已久，1559年威尼斯学者拉穆西奥出版了关于饮茶的介绍，1655年随荷兰使团访问中国的乔安·纽霍夫（Joan Nieuhof）在他的游记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饮茶文化。17世纪开始，饮茶在西欧宫廷流行开来。166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订购茶叶，开启了英国饮茶风尚，茶叶逐渐成为英国的国饮，并且在1839 年之前完全依靠从中国进口。茶叶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对象，而茶叶生产的场景也就成为了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
佚名
《中国粤剧》
约作于1860年
布面油画
79 × 112cm
中国戏剧按不同方言地域划分可以被称为百戏。广东地区比较流行的是粤剧，与国粹京剧有相似之处，不过粤剧的唱腔更为柔和。这幅作品描绘的是粤剧表演时的场景。
粤剧，初创于明朝嘉靖年间，在广东、广西等粤语区逐渐流行。粤剧中的每一个角色和行当都拥有独特的服饰打扮。最初粤剧的唱腔为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至清代末期，唱腔逐步演变成广东人民所熟悉的本地方言。
19世纪初，许多靠售卖版画、年画为生的民间艺人也加入到了创作洋画的行列中。在画家融会中西的画笔下，一出大戏正在开演，背部绣着“亲军”二字的士兵挥舞写有“得胜”、“武洲”字样的旌旗奔向戏台，悬挂于戏台上的大旗上写着“奉旨花灯”四字。所演剧目可能是《反唐演义全传》第十回“贫汉受恩得武职，官民奉旨放花灯”。两位身穿宽边绣花长袄的仕女站在挂有“皇府”字样灯笼的“五凤楼”内等待剧情的发展。除她们二人之外，全景之中尽是穿戴戏装的艺人，也许只有她们才是画面的主角。
文字皆引用自银川当代美术馆编：《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作品图片由银川当代美术馆惠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