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荟中西”开幕式嘉宾合影
7月20日下午，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合作，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承办的“艺荟中西——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19世纪澳门与广东地区图像展”（以下简称为“艺荟中西”）第三站开幕仪式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举办。
出席本次展览开幕式的嘉宾有：澳门美协会长陆曦先生，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美术专委会主任刘富业先生，澳门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讲座教授李军先生，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代表倪俊明先生，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顾跃先生，广州海事博物馆馆长王芳女士，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白芳女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首席建筑师孟建民先生，山东大学教授李清泉先生，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女士，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先生，广州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处长谢璇女士，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工业设计学院院长李勇先生，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张伟先生，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教师谭忠乙先生，以及本次展览的项目学术委员会主任、美术史家吕澎先生，展览的项目负责人、策展人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汪蓝先生。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陈晓阳女士主持开幕式。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在展览开幕致辞说道，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自古以来，粤港澳地区文化一脉相承，其文明的核心就是广州地区，本次“艺荟中西“的举办，是澳门科技大学与广州美术学院协同合作的成果，也是两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行动和实践。展览由澳门和广东珠江为切入点，通过全景式和沉浸式的展示方式，展出了以旅居澳门的钱纳利为代表的西方画家，与广州林呱为代表的中国画家的精彩作品。生动呈现了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两个重要经典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景观。此外，一系列地图文献反映了澳门与广东珠江沿岸的社会城市变迁，以及对于世界的态度与观看海洋的不同视角。展览不仅提供了一个欣赏和理解广东、澳门作为多元文化艺术交会平台的契机，更是对广州美术学院构建湾区艺术创新系统教学理念的有力诠释，展览也将成为学习合作与交流的契机与新的起点，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可以多角度展示中西艺术交融的视觉图像现象，呈现艺术史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发展的趋势。
作为“艺荟中西”项目学术委员会主任吕澎先生在发言提到，作为长期研究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对这次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展览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这不仅为个人研究提供了支持，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广东地区举办一个特别的展览，广东展出的意义重大，不仅让广州市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让他们领略到政治、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历史信息。此次展览对学校未来的教学有深远影响，有助于学生补充和完善对广东地区近现代美术史的理解。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汪蓝先生在致辞中说到：“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桥梁。1000年前，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同样在中西交流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值此展览之际，也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1698年3月7日，“安菲特里特号”受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指派，从法国拉罗谢尔港启航，由罗克骑士勋爵担任船长，跨越大西洋、印度洋，来到中国南海，经澳门一路北上，来到广州城。随船的工程师、传教士和军官绘制了一批精美的古地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法之间的直接往来，为两国关系书写了重要的篇章。在当下，“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发展语境中，重温这段历史，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解和中法关系的回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意义。
本次展览是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并且为全国性巡回展览，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为巡回展览中的重要一站。展出作品以银川当代美术馆收藏的洋风画，以及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澳门及广东地图为主，向观众展示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广州及通商口岸的城市景观与历史变迁。本次展览展出洋风画123幅，地图79件。
19世纪后，以旅居澳门的钱纳利为代表的西方画家与广州林呱为代表的中国画家，在此地区留下了一批反映清朝晚期的人物、风俗、风景以及其他题材的绘画作品，被称为“洋风画”。这些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澳门、广州、香港地区及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城市景观。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地图绘制技术日趋完善。东西方地图反映了澳门与广东珠江沿岸的变迁，以及对于世界的态度与观看海洋的不同视角。本次展览正是希望通过对这些洋风画和地图的展出，重新呈现19世纪中西艺术相互交融的视觉图像，并挖掘与找回广州地区、特别是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中特别关注了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十三行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唯一合法对外贸易的场所，是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机构。它不仅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十三行汇聚了大量的中外商人、画家、探险家和传教士，他们在此交流贸易、文化和艺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艺术作品。本次展出的许多洋风画和地图都与十三行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大部分洋风画的创作地点，正是在广州，数百年前它们曾远赴重洋，如今又回到了出生之地，历史画卷的波澜曲折令人感叹，而这一时期广州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繁荣景象，已跃然画上。
乔治·钱纳利 (1774-1852) 出身于艺术世家，与水彩大师特纳是同时代的艺术骄子。1791 年 12 月，年仅 17 岁的钱纳利就参加了皇家艺术学院在萨默塞特府的年展，次年 7 月钱纳利正式报名入学皇家艺术学院。钱纳利在艺术学院的学习使得他的肖像画技法大有长进，并获得了好评。他的水彩袖珍肖像尤为出色，被认为是这类绘画作品的典范。钱纳利富于冒险精神。1802 年，他乘坐去往印度的航船离开英国，成了一名漂泊在外的游子，再也没有回去。他在印度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印度文艺复兴”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大师。1825 年，五十多岁的钱纳利来到中国澳门，中国南海岸的风光令他沉醉，他最后以 78 岁高龄病逝于澳门。
林呱是他的高足，并在后来成了他的劲敌。钱纳利鬻卖肖像画只是为了维特生计，他本人更喜欢体现高自由度和强烈个性的风景画。他是放浪情怀的叛逆者，他笔下的中国乡村风情是世俗的、真实的、欢快的，他笔下的蛋家女别有风味。他还特别喜欢画自画像，他在澳门所作的自画像被送回英国，由国家肖像美术馆珍藏。钱纳利在中国已经脱离了新古典主义的藩篱，自觉地挥洒着浪漫情怀。
西方肖像画自文艺复兴以来注重以逼真的形体构造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精神，这与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的原则类似。可惜中国传统绘画缺乏自然科学的辅助，对光学、解剖学等知识的认识不够深入，人物画反而朝着“以神带形”的方向发展。这一现象直到明朝末期西洋传教士来华后才有所改观。
到了清代，西洋传教士画家得到皇帝重用，他们与中国宫廷画师通力合作，以纪实绘画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视觉化的“康乾盛世”。郎世宁在雍正朝根据中国人的中庸致远的审美倾向，结合西洋画的写实优势，发展出了“新体画”。“新体画”是产生在中国的写实与写意高度融合的新画派。本展厅的藏品呈现了中国写实肖像画的几个不同阶段并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18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畅销欧美。西方人对中华文明充满仰慕之情。欧洲贵族家庭内饰都少不了中国的壁纸、屏风等带有外销绘画的艺术品。中国的百工劳作是非常流行的外销绘画题材。西方人通过这些绘画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田园绘画把中国社会诗意化和浪漫化。
19世纪上半叶，行商的花园成为外销绘画主要题材之一。中国园林艺术讲究师法自然，与西方传统的带有人工痕迹的对称平衡造型迥异，18世纪中国园艺为许多欧洲建筑家带来了创作灵感。
通过中国早期西洋画丰富珍贵的收藏，有助于我们集中展现中国早期西洋画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剖析其艺术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大致可分为外国风景画、中国风景画两大部分。这两部分风景画反映了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的发展历程。
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肇始于复制仿摹，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学习西洋风景画的两幅欧洲海景画水粉、水彩摹作，画中丝丝入扣的欧洲建筑、林木和云彩，残溜着欧洲铜版画的显著特征。另外一些仿摹作品有水彩加水粉画材料绘制的三幅庭院风景画，一派典型的半中半西混合风格情调：即欧式庭院、人物和中式山水林园的混合；西洋风景画近大远小、色彩冷暖、明暗立体表现与中国山水皴法的混合，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18世纪后期的中国人为满足欧洲人对中国山水林园的渴慕而进行的别出心裁的创作。
19世纪中期山水风景画的风格发生明显转变，笔触娴熟、色调华丽，明暗对比强烈，明显带有钱纳利和林呱（关乔昌）风韵，达到与西方学院派画家难分难解的水平。
地域风景画主要是指以“羊城八景”等广州地方名胜以及珠江流域风景、通商港埠风景和五口通商港埠风景为题材，创作而成的油画、水彩、水粉风景画。其中中国的塔式造型古雅，常建于显眼之处，多用作观赏，因此中外画家反复描绘琶洲塔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塔。
在清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运载工具是船舶，而通商口岸港埠则是船舶寄碇贸易装卸货物的地方。于是，西方抵华船主、船长一般都喜爱请中国通商口岸广州的西洋画家为其驶华贸易商船绘制船舶画像，同时还要以船舶停靠驻泊的港埠为背景，绘制船舶与港埠融为一体的风光画以资纪念。船舶画以港埠风光为背景，港埠风光多借船舶图添风景，共同演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主题。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令中西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加上西方先进航海工具的发展，以广州、香港、澳门、厦门、上海等地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海景绘画又兴盛起来，其写实表现力堪与照相术媲美，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迎来了鼎盛时期。而照相术在创作过程之中的应用，也使船舶与港埠西洋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中，对近代中国起到深远影响的当属16世纪末开始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欧洲和中国地学的规模化交流出现在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对中国舆图的绘制与表现带来一定的影响。欧洲地图学派的最新地图科学也进入明人的视野，无论传教士绘制或是明人摹刻之地图在这一时期都体现出微妙的互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在沟通东、西方地图学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时期，逐步确立了用科学方法来绘制地图，但依然没有忽略地图中的艺术创造。
对历史来说，最大的敬意莫过于回顾和品味，来看看几百年以前，人们是如何以艺术和科学的目光观察世界，又是以什么方式来把握世界，对于当下无疑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澳门，地处中国南海之滨，明代隶属于广州府香山县，曾以濠镜澳之名见诸《明史》。“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澳”是海岸弯曲可以停泊船只的地方。澳门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门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人开放的口岸之一，其主要的原因是其良港的周围环境和独特的海岸线地理条件。
15世纪，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下，西方人纷至沓来。鉴于探险与航海的需求，东方航线的开拓中地图的绘制尤为重要，也成为各海上强国的国家机密。澳门“孤悬海表，直接外洋”，作为广州的“外港”，是当时中国唯一允许外国人寓居之地，在中西方贸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早期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的东方地图中，澳门、广州是最常见的中国地名，几乎是中国形象的体现，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地图集和航海纪行里，成为东方神秘国度的象征。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是2017年中国政府于“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出的发展策略，旨在打破传统城市间的边界，开拓城市发展新模式并构建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明确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建设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7个重要节点城市。
大湾区古地图是对珠江三角洲内的城市发展及变迁的客观视觉记录，真实反映了该地区对中西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及意义。根据航海地图的功能所需，这类地图很明显以珠江口西面及周边航海路线为主，包含周边的岛屿及锚地，很少涉及珠江口以东区域。地图中基本只对澳门城及广州城作详细的描述，而且凸出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半岛在地图的中心位置，体现了澳门作为广州外港在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18世纪的中国正迈步进入“康乾盛世”，而西方则开始孕育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欧洲列强与东方的贸易竞争中落后了100多年的法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欧洲海洋强国中的地位。此时的法国航海技术和地图绘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皇家科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建立，为法国的“东方之行”和成为海上强国做好了准备。
1698年3月7日安菲特里忒号（Amphitrite）从法国西海岸的拉罗谢尔港（La Rochelle）起航，这是法国商船的首次“中国之行”。历经了7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跨越了欧非亚三大洲，驶过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大洋，终于到达了中国，完成了法中历史上的第一次远洋直航。法国商团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手绘广东地图和澳门地图。在历史上法国一直是一个被公认的制图大国，尤其是在绘制地图方面，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无论是在地图测定的科学方法，或是其制作的手段与艺术性，以及版本的丰富性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与学术研究价值。这些地图是中法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也反映了澳门的城市变迁和澳门在中西贸易史及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展览将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至8月29日，并在之后继续在其他城市巡展。欢迎对此感兴趣的观众和朋友们前来参观，并持续关注展览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