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胡斌老师的《创作、展览与出版物的缠绕：由《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引起的话题》。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研究文辑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作者以黄专、王景编著的《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为例，探讨了OCAT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览学术丛书”所体现的融可读性、史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编辑出版思路，以及由此衍生的创作、展览与出版物三者之间、作品的文本与出版物中的文本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创作、展览与出版物的缠绕：由《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引起的话题

文|胡斌

在OCT当代艺术中心的一系列工作中，出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从积累艺术家文献的角度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览学术丛书”用力颇深，也极引人瞩目。该丛书的出版牟言声称：“丛书以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览为基础，收录展览图录、各类学术研究文献和相关资料，力图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一种不同于一般画册的，融可读性、史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学术文本。”

在画册泛滥成灾的时代，这种编辑导向可以说是在力图体现一种展览出版物的学术尊严和适应真正的研究之需的史学价值。本文拟就其中的《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一书来谈谈这种编辑出版的思路特点以及衍生的相关问题。

该书结构清晰，以艺术家徐坦先生近些年所主持和从事的“关键词”项目为核心，从内容上涵盖了项目前史、项目内容、相关文献、主持人介绍几大部分。置于书的开端部分的策展人兼编者黄专先生与艺术家徐坦先生的对话，其实已经非常充分地体现出对该项目本身以及编辑此书的很多思考，其本身即是一种敞开的互动式的艺术研究工作，本文关于创作、展览、出版物三者关系的话题探讨便从此引发开来。

图1：黄专、王景《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自2005年开始的徐坦“关键词”项目于2011年在深圳OCAT收官，这个以语词与意识关系为主题的视觉艺术项目已在上海、雅加达、纽约、威尼斯、香港、旧金山等地进行，本著作全面收集了该项目文献并介绍了项目内容

对于创作的诘难

对话的一部分是针对徐坦“关键词”项目逻辑的诘难。徐坦关心的工作“是用视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以了解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1]该项目包括“搜寻关键词”与“关键词学校”两个阶段，具体做法是“通过对中国活跃地区中特定的活跃人群的音像访谈、调查、采集、分析和整理出‘关键词组’”，再以这些采集的词语“在不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人群中进行讨论、交流形成新的意识关系”。

黄专的诘问之一是关于“关键词”的严谨性问题。他怀疑，因为所选择对象的限定以及特定的谈话方式，这种艺术调查能否真正获取用于记录、分析社会和个人意志的“资源库”。徐坦则表示其目的不是做一个精确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只是提供有趣的情景参考和值得注意的社会意识情况，并从中获得有效想象的支点。当然，正如黄专所指出的，徐坦的这种不是谈词典意义上的语义，而是关注社会人群中词语的使用和情态，不是谈现成的思想文本的影响，而是介入现实的社会实践语言的工作方式，类似于“日常语言研究”，也暗合了思想史研究学者葛兆光所说的90年代以后，学界对社会生活史、一般思想史、大众文化史等领域的关注倾向[2]；并且，这种想象性的过程也是其他学科学者，比如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所普遍存在的。学术调查和艺术调查的界定一经归纳似乎便显得僵硬而有失准确，但我想，徐坦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对社会人群意识的体验性和想象性的介入。而且他非常重视这种介入的身心参与强度，这也是他为什么多次申明不想采取浅尝辄止的以社会科学的方式作为借口的调查方式的原因。

图2：徐坦在威尼斯开设的“威尼斯关键词学校”

针对“关键词”的工作方法，黄专还提出是否真能获取所预想的通过语言（文字、语音、视觉）的意识表达的疑问。因为在工作路径上，从采访录像到关键词提取反倒使语言由日常状态变成了概念状态。并且徐坦也说了，除了文字、语音，他还特别重视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辅助表达的可视性言说，他认为这堪称“内心的表情”。当然，在徐坦的作品中，采访尽可能都录制了音像，他还发现，搜寻关键词时，根据录像与根据录音文本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因为录像可以看到人物说话时的表情，由此可以判定其词语中的感情色彩、态度和轻重。[3]并且他还注意既减少采访人的不自然状态，又警惕“来自自觉和不自觉的‘自圆其说’的遮蔽”。

创作与展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不断行进中的对话式的创作如何展示？在黄专与徐坦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关键词”如何展览的讨论。徐坦的设想是将最终的展览变成工作的一部分，即建立一个语音、录像的研究室或工作坊。作为收官的展览实际也是按照这种形式设计的，一大一小封闭但透明的空间，以及一个大型半圆形的开放空间共同置于空旷的展厅中，构造这些空间结构的皆是简便廉价的建筑材料，在先前的工作坊也常常使用的条纹帆布被用做椅面，展厅四周还展示了包含有影像、文字以及手稿等的系列文献。徐坦说：“我始终在意的是如何呈现做所谓的研究工作的艺术情境，如何将所谓有关‘审美’的艺术活动和研究工作之间状态的距离压缩到最小。”他也多次强调当代艺术不等同于视觉艺术。我认同他的这种看法，在当代艺术界，不以视觉呈现为形式的作品举不胜数。比如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的作品就是没有什么视觉展现可言的互动性艺术。

但在徐坦的“关键词”项目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为展示所耗费的心思。因为这种降低审美性的空间仍然不是最忠实状态的工作坊，甚至其特殊的布置成为了另一种鲜明的审美[4]，它仍然逃脱不了取悦展厅的嫌疑，不能彻底抛弃视觉艺术层面的可看性。在我看来，也许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工作的准确度。书中的项目工作步骤、流程陈述说：“徐坦在每次项目的活动地点会相应地设计并制作成一个形成一定物理空间的主体结构，材料、尺寸、概念等依每次项目的不同语境而不同，或者用装置、录像、文本等其他视觉构成不同的空间氛围，在里面进行工作坊。”他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搜寻关键词”活动，便根据自己对当地灾后重建生活的体验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多功能便携房屋，作为工作空间；他在青岛开办的“青岛科云关键词学校”，其主体结构的骨架材料取自于该公司生产器械的多余产品，室内配置特制的桌椅。这种对工作环境的设计无疑带有“贫穷设计”的影子，而不是一个所在地最常见的中性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可能会产生一种导向性，使得对话一开始便在某个特殊的情境下产生。

图3：徐坦在青岛开设的“科云关键词学校”

谈话、行进的工作如何同时转换为可供观看的展览，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脉冲反应——一个关于艺术实践的交流项目”就是一个以谈话作为展览主角的项目。该项目通过共同的兴趣或议题，把来自不同地缘和领域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艺术家聚集起来，以多种方式促成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而公开与非公开的谈话是他们最主要的方式。我觉得，该项目将艺术家的实践与交流而非最终的作品作为展览主体是非常富有开拓性的想法，但是，展场最终呈现的情形却不能令人满意。谈话中某些句段被书写在墙壁上，谈话的纪实录像被陈列出来，行进的交流最终成为僵化的美术馆日常展示，却又因为其片段化和冗长性而不能被观者有效体会。

创作、展览与出版物

这样的创作和展览又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出版物中被编织呈现出来呢？我们知道，对于规模庞大、展地偏远、耗时过长、或暂时性的作品而言，“文献资料是扩大观众群，确保艺术品至少以文献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的一种策略”，实际上，以往的不少艺术作品便是以语言文字、照片和图示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5]德国学者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走向公众》一书中有过关于艺术文献的论述，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特别不适应文献和存档文件，因为每一份文献和归档材料都预先假定某种价值，并且常与所记录事件构成既无法弥补又无法消除的差异。再则，近二十年，艺术项目代替艺术作品成为艺术界关注的焦点，艺术变成对项目生活的记录，所以艺术文献所反映的也只是项目中的生活，即使我们能够成功设计出完整而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程序，所得到的也仅仅是生活的复制模型。但是他又说，文献使得生命可以在历史时空里反复再生和复制，存档文件可以成为过去与未来相互转换的场所。[6]

图4：鲍里斯·格洛伊斯《走向公众》英文版封面

格洛伊斯是从艺术哲学层面来谈文献的，编者黄专则要考虑很多具体的问题。很自然，他也充分认识到“画册”保存当代艺术资讯的力量之弱。他不满足于那种保留最低限度的视觉性的图录编辑。他认为，图录既要最忠实地保存作品使用材料、空间、技术参数等现场记录，又要揭示其创作的逻辑性内核，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来，以备日后研究之用。比如此系列当中的另一本书《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详细著录了张培力各时期重要艺术作品。而在徐坦的这本图录中，编者抓住其创作中的“文本”这一核心元素来组织编辑，试图将“关键词”项目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于是，在“关键词”项目之前的与语词相关的作品便作为“项目前史”被勾勒出来。这些作品的编辑首先保存了尽可能客观和详实的信息——材质、空间照片、基本图像、草图以及文本文字，有意思的是，作品中原本出现的文字被突出标示出来。而在“关键词”项目部分，因为该项目录像和文本的数量巨大，没法完整地呈现，只能精选编辑。尽管如此，图录还是尽可能将每次“搜寻关键词”和“关键词学校”的时间、地点、参与人群、项目介绍、相关的图像、对话、背景资料、相关出版的部分内页、部分分析手稿等信息呈现出来，还由艺术家或编者补写了不少项目阐释和说明的文字。

这大量的细致工作都是在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然而，我们知道，对于边界和视角不断拓展的艺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在编辑中未能收入或不被强调的部分很有可能成为以后研究的资源。这也是现在不少文献整理者恨不得将任何的只言片语、一纸一图都收录进书本的原因。在项目前史中，该书强调的是作品中的语词部分。而另一位评论者陈侗在《“空间”作为广东当代艺术的条件》一文中也将徐坦1994年的《广州三寓路14号的改建与加建》和2006年开始的《关键词》连接了起来，但讨论的角度却是从空间出发的，当然，这里的空间是物质空间与现实空间缠绕一处的观念空间。[7]而在“关键词”部分，所采集的大量文本一部分因为工作量的原因，一部分因为编辑的原因只能被舍弃，实际上，这些文本当中包含着丰富的多层面的信息可供不同学科解读。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关键词”项目的视听部分在文本中无法体现出来，这部分不只是直观提示出徐坦工作的方式，甚至还是构成其创作逻辑的核心环节，因为前文便讲到黄专质疑由录像到关键词的过程丢失了语言的日常情态部分。[8]

图5：徐坦《广州三寓路14号的改建与加建》，装置、照片、录像、线描、片面图等，广州，1994年

黄专显然意识到了图录编辑中的资料组织问题，他说他反对那种所谓的“开放性”的资料陈列，而要提供一种可供讨论的结构，呈现出艺术家的工作方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似乎在多次的“关键词”项目的资料排列上有些累赘，而提炼总结的工作略显不够。通过访谈，我得知，徐坦本人也表达出因为精力和时间原因未能就每次项目写出结论表示遗憾，他认为哪怕写出有失偏颇的结论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9]尽可能地客观留存资料与呈现某种内在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双重诉求其实经常难以同时满足，因此该书最终呈现的是一种中间状态。这也导致了编者和艺术家对于此书的不同看法。黄专认为它偏向于艺术家书[10]，而徐坦则认为它更着重于艺术史文献。

作品的文本与出版物中的文本

我不知道，黄专所认为的艺术家书是否与图录中直观呈现了 “关键词”项目的工作步骤和部分作业、手稿有关。按照美国学者简·罗伯森（Jean Robertson）和克雷格·迈克丹尼尔（Craig McDaniel）在《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中的定义：“艺术家书刊（artist's book）指的是视觉艺术家以书籍形式 创作的作品”，广泛指代艺术家之书（Livre d’artiste）和书版印刷（bookwork），常具有版数少、创造性使用本、手法标新立异、自传体等特点。[11]当然，我想，艺术家书最重要的是，它是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辑录的文献，艺术家将书本作为其创作的空间。当然，有时，一件书的作品的完成也可以有几方力量的参与。比如，维他命艺术空间邀请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以中国园林为介质进行反复的交流、对话及实地工作，在双方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本书《相看两不厌》。

图6：徐坦《关键词词典》封面

再就是，徐坦在实施“关键词”项目过程中编辑的《关键词词典》、《关键词学校·威尼斯》、《“科云”的词》也属于不同形式的艺术家书。《关键词词典》是建立在前一阶段“搜寻关键词”项目基础上的分析性文本，同时它又成为后续工作的工具书；《关键词学校·威尼斯》可谓是展开该环节工作的说明书和练习本，留有让学员记录和参与的空间；《“科云”的词》则像是“关键词学校”青岛站的结题报告。这些书无疑都具有文献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项目工作的一部分。然而，作为项目行进中所得到的对话文字、作业、分析图例，甚至还包括系列的编辑书本，如果被转录到最终的出版图录，便脱离了那个创作的场域。当然，被纳入出版物中的文本又必将产生新的知识生产，但我们也应明白，它与创作原境之间的差异性。

图7：徐坦《关键词词典》内页

这种文本在作品和出版物之间的变换还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比如，艺术家蒋志在时代美术馆的个展“如果这是一个人”中展出一件用A4纸打印的作品，印着的是一篇叙说自己构思一件作品的奇幻经过的文章。该文本置于展场时因为一系列博物馆作品陈列的设置而具有了突出的作品观感，但是该文本文字转录到图录中时，艺术作品的感觉便急剧减弱，而成为一篇带有魔幻主义色彩的小说。除了这种艺术家有意参与的将写作文本艺术作品化的类别，还有一种文本的作品转换是完全由策展人赋予的。比如第7届深圳雕塑双年展上，一封1990年11月7日张晓刚致毛旭辉的信，被装上镜框当做作品展览，这是出于策展人编织艺术家个体实践的点状化版图的需要，然而，该文献被收入到图录中时，此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现场关联以及所带来的视觉冲突便几乎荡然无存。

图8：徐坦《“科云”的词》封面

也许上述的关于创作、展览、出版物三者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只是吹毛求疵的做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日益拓展边界的当代艺术给我们的文献整理工作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然而，艺术终究不同于生活；艺术被展示和收录，然而，展示和收录的终究只是其一部分，我们的诘难都是为了让这一部分至少在某一角度上看尽可能地具有可靠性。

注释：

[1]黄专、王景编.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2.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页码的标示均指对此书。

[2]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

[3]源自笔者与徐坦在2012年12月13日的对话。

[4]当然，在OCAT展场中，徐坦还是尽量注意在偌大的展厅中如何实现各种方式的对话的问题，小的封闭空间是进行私密交谈的；大型半圆形开放空间则有回音壁的音效，可以让更多人参与，且不用话筒来对话。

[5]简·罗伯森、克雷格·迈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M].匡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236.

[6]鲍里斯·格洛伊斯.走向公众[M].苏伟、李同良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93-99.

[7]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美术馆编.广东美术论坛2006：新中国美术与广东现象[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2008:279

[8]在笔者与徐坦于2012年12月13日对话中，徐坦谈到文本对于录像保存的难度，并谈到他正在计划制作录像书，即以书的结构形式呈现录像的电子书。

[9]源自笔者与徐坦在2012年12月13日的对话。

[10]源自方立华等就OCAT出版问题对黄专的采访，2012.10.26.

[11]简·罗伯森、克雷格·迈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以后的视觉艺术[M].匡骁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253.

胡斌 |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黄碧赫 孙小蕊

设计：孙小蕊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