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选读】王璜生| 中国双/三年展的美术馆经验(下)
文 | 王璜生

编者按:本周推送王璜生老师的《中国双/三年展的美术馆经验》(原载王璜生《新美术馆:观念、策略与实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本文围绕广州三年展和CAFAM双年展,从选择策展人与展览主题、工作方式与学术思路、双/三年展的公众性与社会性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作者创办和做过的双/三年展的过程、思考与经验。


中国双/三年展的美术馆经验

| 王璜生



十、资料文档的重要性

从展览的文献保存记录等方面讲,我们的工作是很认真也很全面的。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年鉴”,要做得非常仔细,特别是在有三年展的年份,“年鉴”要尽可能全面充分地收录广州三年展的文献和档案等。

/三年展不只是一个展览,更是一个社会性的文化事件及过程,而且还有其他很多论坛和出版物,也有展览延续性等。双/三年展是一个重大、巨型的整体性项目,包括策划、研究、展览、公教、论坛、工作坊、媒体宣传、出版物、后期文献资料的保存等。我们期待展览及活动的生长性能继续发酵,相关的学术问题能继续讨论下去。同时,也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双/三年展的学术与规范化建设、知识生产与理论探讨等等。我们希望能做出一些可持续性的东西。

其实,每一届三年展都是困难重重的,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行进的,能够做出来已经是很大胜利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野心。当然,总会有些遗憾,还有后来反思时发现的不足或局部判断上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讲,能做出来就是胜利,值得欣慰。



十一、摄影收藏与摄影双年展

国内有很多摄影节、摄影周等,做得比较热闹。2003年,广东美术馆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摄影展,叫作“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看这个展览题目,就知道其坚守的学术与人文立场。这个展览在国内三大美术馆隆重展出,还在德国、英国、美国很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巡回展出,国内、国际影响很大。而广东美术馆同时收藏了展出的600多件专业级别的参展作品,这是国内美术馆第一次主动而有序地进行摄影收藏,广东美术馆也因此成为中国摄影展览、收藏、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当时,在国内,摄影方面的学术工作非常薄弱,美术馆也没有将摄影纳入收藏、研究的范畴。因此,国内的摄影界希望我们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带有问题意识、研究性质及持续性的大展,所以,2005年广东美术馆创办了“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从首届起,展览主题、策展团队、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学术研讨与论坛、公共教育等,都按双年展的目标、规范来做。2007年和2009年又做了两届。这三届双年展,在摄影界和文化界口碑都挺好,影响也很大。但是我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后,这个双年展就停办了。后来,摄影界的艺术家、理论家都希望我在北京再做摄影双年展,我实在无法推辞,2013年,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为主办机构,我带队做了“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规模宏大地展出。这个双年展也成为当年政府创办的“北京摄影周”的主题展。201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第二届,主题是“陌生的亚洲”。2018年,第三届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辽宁的文化古城北镇两大展区展出,主题是“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这也是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由我总策划和主持的一届双年展。广东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摄影双年展及活动,赢得了国内、国际摄影艺术家的信任与支持,收藏了相当数量与分量的影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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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灵光与后灵光”,北京中华世纪坛,2015



十二、从“CAFAM泛主题展”到“CAFAM双年展”

2009年,潘公凯院长将我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工作,我对潘院长非常敬重,他是一位有知识分子气质和品格的学者、艺术家和院长。我在广东美术馆工作了13年(其中4年任副馆长、9年任馆长),觉得自己需要挪一挪位置。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而北上。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和文化中心我很向往,中央美术学院的生活我更心仪。

潘院长当时并没有要求我把双/三年展继续下去。但是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之后,他让我放手干。在北京做事与广东有很大不同,艺术与文化生态也相当不同。当时我们觉得应该创立一个有知名度也有辨识度的品牌展览,诸如双年展一类的,我跟潘院长提及,他很支持,但是提议说不要用“双年展”这样的说法,双年展这种当代性和国际性很强的展览指向,在北京可能会敏感,他建议叫作“泛主题展”之类。首届CAFAM双年展的中文用的是“CAFAM泛主题展”,英文用“CAFAM Biennale”。首届的主题是“超有机”,评价挺不错的,获得了当年“艺术中国”等很多个奖项。到第二届,中英文都直接用“双年展”了。其实,之所以要将这样的大展称为“Biennial”,在于“Biennial”是一个国际化的展览类别,业界与社会对它有约定俗成的认知和评判标准。2011年首届CAFAM泛主题展做完后的第二年,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他策划的“1989年之后”展览中,对全球双年展的统计与标示,就提到了北京的“CAFAM Bien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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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AFAM泛主题展“超有机”展览现场,2011


首届CAFAM泛主题展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做的,我觉得稳妥一点好。双年展一般会被认为太当代,动作也太大,而且控制不好还可能出政治风险,因此要谨慎一些。但是稳妥和谨慎,不是说就做得扭扭捏捏、束手束脚,而是应该有一些策略性的考虑与做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地点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双年展的做法当然也不一样。当时做广州三年展的时候,当代艺术在官方的美术馆以及民间,特别是广州的区域及民众,还不太能被接受。而广东美术馆也比较独立,因此,要考虑如何以一种较强烈的做法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以引发社会与业界的参与和互动,广州三年展做得比较大胆,有种在野的意味。而到了2009年之后的北京及中央美术学院,这时候当代艺术已经在官方机构里频频出现,而且大家对当代艺术从那种比较有冲击性的印象,开始转向对当代艺术本体语言与观念的深度思考,社会语境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央美术学院在面对当代艺术和双年展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如果要做双年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双年展。我记得当时还是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先生,在一次公共场合对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做的当代艺术工作这样评论,他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处在北京东北区域以798艺术区为核心的在野当代艺术群落里,它作为一个艺术教育机构和官方文化机构,对当代艺术的介入与态度,以及主动、有意识地融进周边的当代艺术圈,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以一个教育机构和官方机构的角度,来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做出厘清、表述、研究和推动。



十三、中央美术学院与当代艺术群落

很长时间以来,中央美术学院讨论的一些艺术问题基本上与798艺术区这一带的当代艺术圈没什么特别关系,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站出来极力反对。我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之后,一直提出美术馆馆藏要收藏当代艺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收藏经费原因,一直没做起来。到了2015年,我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集,分成若干卷,为2018年百年校庆献礼。我提出一定要有一本“当代艺术卷”。但是,我们当代艺术的藏品极为苍白单薄,其中可以一谈的是近年来我们收藏的学生毕业展中较为突出、观念手法材料较有当代性的作品,但与中央美术学院相关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少之又少,或是只有他们毕业前后的留校作品。于是我跟范迪安院长发起,共同恳切地署名了一份征集馆藏作品邀请函,发给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及与美术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当代艺术家(如徐冰、刘小东、隋建国、展望、喻红、杨福东、孙原&彭禹、琴嘎等),还不断打电话落实,也努力地解决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号召力和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当代艺术家大力而慷慨的支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较有系统地收藏了一批当代艺术作品,当然也有不少遗憾和不足,不过,终于能有规模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十大卷中的《当代艺术卷》一大本。这可以说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方面所做的一件大事。

双年展虽然收藏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但是很少,反而是收藏了个别国外的作品,因为作品体量比较大,或者是在本地制作的,艺术家也愿意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里有《外国艺术卷》,其中一些作品就是通过双年展收藏的。



十四、CAFAM双年展的公众策略与社会合作

双年展的公众策略与美术馆平常的公众服务是有所不同的。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需要与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教学面对的是正在成长的艺术专业年轻人。如何推动他们专业性的提升和成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需要有更多的考虑。比如第二届CAFAM双年展,考虑的是策展教学、策展实践和策展理论的问题。策展是艺术学院的专业课程之一,年轻的学生也热衷于这方面的知识,而策展专业在国内又较为混乱,缺乏门槛与标准。因此,这一届双年展从这方面考虑出发,邀请了国际上主要艺术院校策展专业学生共同参与,把教学、国际化和当代性结合在一起。用这样的展览来促进我们的教学、研究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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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二届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展览现场,2014


与广州三年展比较,CAFAM双年展的资金及社会合作情况可以说各有特点。广东美术馆的广州三年展,其实也没有多少来自政府资金的支持,但我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不要因为资金的问题而牺牲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学术独立性,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是这样的。中央美术学院一方面是学校的资金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是没有想过要做双年展,也就是说,双年展不是分内的事,因此也无法特别给予专项的经费。因此这几次双年展,跟我在广州的情况基本一模一样,尽管项目的钱还没着落,但我会按部就班地推进前期工作,同时,会努力向社会各方去争取资金和帮忙。我的信念就是只要项目好,机构名声好,就一定能找到钱。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名头很大,而且在北京这个地方,找钱会有它另外的一些优势。当然,项目的意义与社会效果也很重要。

其实在广东那个阶段,找钱有不容易之处也有容易之处。如果对当代艺术有认识的话,他们就会大力支持;如果认识不了,他们就不会支持。而在北京,大家对当代艺术都了解了,但是当代艺术到处都在找钱,也变成了一种乱哄哄的现象,很多鱼目混珠的当代艺术活动也到处骗钱。因此,我们在寻求社会支持时,也碰了不少灰,也有不少难处。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整个艺术市场处于疲软的状态,大家对它的信心不足。而且,当代艺术正处在一个比较庞杂混乱的阶段,真正好的展览、有问题意识的展览非常少。因此,大家觉得当代艺术做到现在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似乎怎么做都可以算得上当代艺术。这不像当年的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大家会对它们有比较集中的一种期待。



十五、“文化协商”何以可能

以“空间协商”为主题的第三届CAFAM双年展,采取了公开征集方案和讨论的模式,提出了很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的话题,展览方式也有很新的概念。但是,这届双年展存在不少遗憾,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不过我们整个执行团队对展览的理念和具体的做法似乎认识不足,信心也不够,因此,在具体执行和推进时很犹豫,办法也不多。应该承认,这届双年展提出来的概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这包括策展的概念与具体的操作方式之间的不确定性,操作执行起来很多难度,也很具挑战意味。但也正是这种超前性,我们获得了社会的不少支持赞助,展览也得到较大的反响。不过,展览提出的“策展民主化”“文化协商”“美术馆权力质疑”等理念和实践思考,还是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认识,潜在的意义与价值也没被挖掘出来。这个展览在过了一两年之后,当时参与的人或了解这个展览的学者、艺术家,对这届双年展有更多、更新的认识,写出了一些文章,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将它作为研究课题。

我一直觉得第三届CAFAM双年展从观念到执行和细节的处理,都是很前沿、很重要的,包括方案协商对话会、视频的录制、二维码的使用、以作品选空间的理念,以及整个的运作过程等,是值得好好重新研究的。

其实公开征集方案只是一个小细节,此前公开征集方案的方式也有人做过,但是公开征集方案之后,会有一系列问题连带发生。这些充满挑战性的问题和工作应该怎样去解决和执行,并且与主题及理念的“民主协商”不要冲突、不相矛盾,这是很考验人的。所以我们采取了方案协商公开讨论的方式,这个公开讨论的组织是很大的工作量。有80多个学者、策展人、艺术家、媒体人参与,与200多个艺术家面对面讨论,共举办了12场次方案协商讨论会。所有的讨论希望是尽可能地平等协商对话,青年艺术家将他们的想法公开,在场的对话者会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进行交流。这样的过程让学者、理论家、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相互了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又怎么转换为一个展示现场呢?双年展是要落在展示空间和现场的,不能讨论完了就结束。因此,我们将方案协商会用影像方式记录下来,剪辑后,成为展示的一个部分。整个展览用了200多个小电视机,每个艺术家的方案与讨论过程剪辑成一个20分钟的视频,这也成为艺术家很重要的资料作品。我提出用巨大体量的脚手架搭成一个巨大装置结构,脚手架上安上作品的二维码和小电视机,我们称之为“二维码丛林”。从美术馆外部入口处,一直延伸到大厅和部分展厅,很具视觉力量。观众进来之后可以通过扫二维码观看艺术家的视频作品,还可以把二维码发送给任何一位朋友,让这个视频作品跨越空间传播出去。这很好地应用了网络媒介,将艺术家的作品和想法及协商讨论的过程传播出去,与朋友共享。整个展览现场构成一个巨大的装置,穿行在这样的脚手架间,观看视频与作品,会产生很多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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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三届CAFAM双年展 “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展览现场,2016


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后,很多App开发公司都来争取参与这个项目,觉得这是一个很超前的展览及传播理念,也可让公司扩大他们的传播量。最后,有一家公司争取到这个项目,他们不仅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包括如何生成二维码,如何在展厅里面增强局域网以使大家可以同时扫二维码,如何解决网络流量问题等,而且还帮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问题。

这些征集上来的方案,大部分是年轻艺术家,最小的参展艺术家大约只有15岁,是高二的学生,作品方案很有意思,是针对生理与疾病的,我们后来将她的作品放到医院里展出。这次的展览除了使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空间,还有学校、商场、医院、798艺术区及中央美术学院里其他的空间。



十六、未来与国际

2012年,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又开启了一个“未来展”,也可以称作“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届,关注年轻艺术家的“艺术生态”。这主要是徐冰副院长提出来的,他当时主管美术馆工作。CAFAM双年展的定位是国际化的,徐冰认为应该有一个推出年轻人的重头展览,这个阶段正好很多机构都在推出年轻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也应该有一个展览专门推动青年艺术的,所以叫“未来展”。而我及美术馆团队是“未来展”的具体执行者,其中很多概念、工作方式等是徐冰和我提出来后,大家一起定的。我们在未来展中,特别强调对中国青年艺术的“生态考察”,我们希望从青年的生存状态及艺术方式入手,提供给艺术史与研究者一份“生态考察报告”。因此,我们在展览的方法及细节上下了很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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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首届CAFAM未来展“亚现象•中国青年艺术生态报告”展览外景,2012


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高度重视国际化的学术平台,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国际化姿态,它讨论的问题应该放在国际的平台上,第二届CAFAM双年展将策展这一国际化学科的教学、研究、理论以及实验性结合起来,注重策展学科的前沿性。

我们在第三届CAFAM双年展上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室”的概念,思想的前瞻性是展览策划的考量,以思想的实验与实践为出发点去构造话题,衍生思想,激发思想的碰撞与实验。CAFAM双年展形成了“超有机”“策展作为立场”“空间协商”的主题叙事。第三届提出的“空间协商”概念其实是一个思想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公共空间、历史空间、精神与思想的空间等,在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是应该能够被讨论的。在这样的一个展览里面,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协商讨论公共议题的平台,希望发起对美术馆的空间权力、展览权力、策展权力等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民主化话题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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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三届CAFAM双年展 “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花家地实验小学展区工作人员合影,2016


因此,我期待最大,花的力气也比较大的是第三届CAFAM双年展。它在文化观念、现实挑战、执行落实、克服困难、社会合作等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一些成果。至于是不是做得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个展览还是有很多可以阐释和研究的空间。

在很多事情不能讨论也没有民主文化观念的背景下,我们用一个展览去提出民主问题、协商问题,又能用具体方式去将它实现,这种方式与项目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也需要办法与实现力。在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空间里来讨论及实践文化民主的可能性,在长期历史所积累固化下来的一个权力空间里面,能否重新反思权力关系,然后通过实践来做出一点实验与推动,这正是第三届CAFAM双年展真正的意义所在,它也留下很大的讨论、思考及实践的空间。


王璜生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黄碧赫 魏敏 孙小蕊

设计:魏敏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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