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富源的《节奏与共奏》（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作者认为，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总体性认知方法，一种介入日常的批判性路径：即我们如何在不断对线性和周期性过程的干扰中，认知和超越个人或群体的平凡、重复、规训的日常。节奏分析最终指向了构成集体记忆的“社会群体的心理”，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背后的推动力，也为我们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艺术家身份的问题。

节奏与共奏

文| 富源

“他将聆听世界，最重要的是聆听那些无意义的，无意义的喧闹声，以及充满含义的杂音(谣言)，最后，他会聆听沉默”。

—— 列斐伏尔

2020年2月29日晚，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在社交平台“快手”上举办了一场线上音乐会“良乐”（作为秦思源个展“园音”的公共项目），这场表演事件聚集了前新裤子乐队成员，实验音乐人冯昊、夏雨言、张梦，艺术家冯梦波，还有为80后文青执迷的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为了确保质量，后者的表演事先在纽约工作室录制完成的：两块石头击打作响，在低噪音的背景乐中，开启时常四十分钟的表演。表演中，当印有“武汉制造”的踩镲（汉镲）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一种无声的共鸣于观众心中震颤。坂本先生的表演不仅赢得了无数礼物、点赞，也让真切的凸显了音乐在特殊时刻抚慰人心的能力，演出期间的在线人数最高达到了十万。此时此刻，“新冠病毒人传人”的消息公布近一周，大多数的人居家隔离，疫情的发展未卜。

艺术从业者的朋友圈中，一面赞叹坂本先生艺术家式的专注、表演黑白影像的质感，一面吐槽这场艺术水准超高的表演与“快手” 平台这个充斥着二手视频、吃播、城乡结合部杀马特风格、以及那些媚俗的背景内容之间的强烈反差和违和感。毕竟，据百度的描述，“快手受众的平均教育低于初中”。这位深受爱戴的作曲家的表演从没与如此充斥着日常的在线、再现的日常同时挤压在一个时空维度。

图1：秦思源个展“园音”展览现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0

很难想象，即使一个顶级美术馆的夜晚公共项目是否具有接待十万客流的能力。在上亿人居家隔离的特殊时期，美术馆的概念似乎也需要更新了。UCCA的这场公共性的表演事件不但压缩了美术馆空间、观众、演出之间常有的物理空间关系，也因疫情周期、隔离的个体与停摆的社会之间构成特殊的时空关系获得了一种难得的集体性注意力。与此同时，众多社交软件、线上会议软件腾讯视频、微信、Zoom也因交流的需要，成为维持工作、生活的唯一方式。随着Covid-19病毒传播的曲线上升，我们的日常时空变得前所未有的媒体化。真假信息、社交媒体随时随地发送世界每个角落的疫情发展，正在发生的、可以被看到、听到的或者删除的、规训的，以及业余生活线上研讨会、瑜伽课程、料理实验穿插其中。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病毒的生命曲线便逐渐成为集体和个人日常时间的重复、规训的参考。

图2：线上音乐会“良乐”（秦思源个展“园音”的公共项目）海报

针对于被规训的日常，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死后发表的著作《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中阐释了“节奏分析”概念：以节奏作为中介，对线性重复的社会时间的节奏化组织及其生产的分析，从而揭示现代日常生活的深层机理。在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中，列斐伏尔试图通过节奏的概念来重新协商我们对空间、事物、媒体环境以及政治事件的理解。在日常中，在空间中的个体以及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生物与社会之间的每一次相互作用）中，我们都可以关注和认识到节奏。例如，冠状病毒出生，增长，高峰，然后下降和结束的生命周期以及围绕其周期的各种碎片式的瞬间和连续。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在此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总体性认知方法，一种介入日常的批判性路径：即我们如何在不断对线性和周期性过程的干扰中，认知和超越个人或群体的平凡、重复、规训的日常。相较于强调场所的“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概念、或连接主体之间简单直接的关系和认识论，以及试图实现客观普遍真理的历史叙事，节奏分析最终指向了构成集体记忆的“社会群体的心理”，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背后的推动力，也为我们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艺术家身份的问题。在此，当代艺术家可以被看作为列斐伏尔所描述的社会角色节奏分析师（rhythman- alyst），通过在作品建立一系列内容、机制、媒介的复杂性、灵活性的干扰，甚至是取代所有直接关系和构成这些关系的主导节奏。

图3：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郝敬班以1930至1940年代的满洲国为研究背景，通过历史研究、资料搜集、实地考察、个人访谈，追溯满洲映画（及后的长春制片电影厂）时期所制作的政治宣传电影、剧情片、纪录片、及相关人物。在这个项目中，表演作品《被嫌弃的风景》（2018至今）关注和探讨弁士（说话的人）的身份。艺术家邀请了活跃在东京的“活动写真弁士”（为无声电影配音的人）片冈一郎先生，参与诠释、重新建构东北历史中被遗忘的风景和叙事，以及对集体、个体经验的探寻。在先后两次现场表演中（2018年于香港刺点画廊、2019年于上海外滩美术馆），在场的弁士为艺术家收集拍摄的影像做现场配音、解说，如同为在集体记忆和观众之间“无声”代言，其现场的表演在与媒介物（digitial objects）不断组合、重叠、交替，形成一种新的充满角力的虚实并存的表演时空，于其中，作品、弁士、观众共同重绘了一个被遗忘的、模糊的东北轮廓。

或许，我们可以将节奏分析的项目看作是一种相遇游戏：在研究、编排有限的空间和人物中，利用人与非人的媒介，创造和生产节奏的档案，不断未加工的历史遗产和其对应的多样的时空维度。李明曾于外滩美术馆首次实现的影像装置《心渲染间》（2017）正是探寻具有80多年历史的北外滩历史建筑“上海大厦”，并为其绘制一个极为碎片式的、不断自我组合、甚至是不断在逃离观看的建筑肖像。与其还原建筑的历史记忆，李明通过3D渲染的虚拟空间创建了一系列被剥夺了时空特定关系的模型、物件和人物。同时，现实中，艺术家利用航拍、俯视、仰视的镜头、库布里克式的中心点等影像语言，开辟出对建筑肖像绘制的多重平行叙事。在这一个人现实与历史记忆的交错、无依无靠的渲染时空中，我们获得了进入“上海大厦”的记忆和感知的通道——如同鼠标滑过的跳动瞬间。

图4：郝敬班，《被嫌弃的风景》，静帧高清双频道录像，彩色有声，33分21秒/18分50秒，2018

正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相遇中，在收集被历史叙事剔除的、遗忘的或被压抑的记忆的生理和心理节奏中，再现固有权力梯度的主导节奏也逐渐显现。对于主导节奏的干扰、协作、共谋或覆盖，也是当代艺术家/节奏分析师重要的工作和策略。在王拓近几年来的影像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在说与未说内容之间的张力及其时态的好奇。在影像作品《烟火》（2018）中，艺术家设置了一个同时存在于两重交错现实中的农民工形象。在时空感异常模糊的电影道具仓库中，通过阅读志怪与传奇，农民工幻想中进行着一次次的“演练”；平行时空中，艺术家对这位在东北某小城的打工者进行了样本式的观察，记录下他的日常、情感与返乡之路。在平行时空中，农民工或者是任何无名个体，都难逃其注定的命运。艺术家在此正式利用作品中虚构情景与真实记录的交错叙事，在不断操演（performance）一系列社会暴力事件（张扣扣杀人案），显现社会决定性的主导节奏对个体命运的支配。

一种针对主导节奏的分析策略体现在重新理解和处理来自国家基础设施、社会结构中的公共领域的塑造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遗产。郑源近期的“西北航空计划”（2018至今）调查取材于北京、兰州、酒泉以及哈密多地，以1950年代以来中国民用航空的改革发展历史作为线索视角，重新观看并思考当代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这一时期中的经济改革，外交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等领域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以及其主体与外部之间的复杂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中影像作品《一次失败的飞行：酒泉航空站》（2019）记录了一架失去了GPS信号的无人机在原中苏民航酒泉航空站中飞行并最终坠落的过程。作品拍摄利用了无人机的俯视视角，如同幽灵般的悬浮在西北地区最早投入使用的机场之一的“中苏民航酒泉航空站”，这个现已成为了中国首个以机场为主体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废墟遗迹如同一个游戏界面，隐藏了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这段被淡漠历史的细枝末节。

图5：郑源，“悬而未决”展览现场，2017-2018

社会的主导节奏同样被再现、压缩在集体性的公共仪式，以及不知疲倦的更新的自我表现现象。在胡伟结合了档案、手稿、影像、雕塑以及现场表演等多重媒介的项目《为公共集会（邂逅）的提案》（2018至今）中，艺术家将家乡大连的“斯大林广场”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深入城市中集体和革命意义的公共空间，以及当代中国的不断被更新的社会图像：大连如何在“殖民地狱”、“社会主义天堂”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获得了一种介于政治严肃性、群体认同、大众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中间状态。在上海亚洲当代艺术空间当代艺术画廊A+ Contemporary的展厅中，艺术家将一个象征着广场集体记忆的喷泉雕塑《公共喷泉—可行性方案》（2019）与“提案”的影像并峙，后者中不断出现斯大林雕像拆除过程、大众体操（19世纪浪漫主义民粹主义的代言）、中心广场的围墙、恋爱中的情侣等等图像，逐渐模糊图像与记忆中的边界，而历史叙事维度中城市群体认同也逐渐消极。“公共是一种遮蔽”（艺术家语），在公共空间的自我表达和再现的遮蔽中，再现的身体、图像的身体、不在场的身体成为了重建的公共领域中的关联，而驻足喷泉雕塑点的观众也进一步不断构建这种关联的复杂性。

图6：胡伟，来自《为公共集会（邂逅）的提案》系列， 2018

列斐伏尔指出，“节奏分析师并非仅仅从事节奏的分析工作，而是视身体作为分析工作的主体：“身体是分析的第一要点，也是后续研究的工具，身体充当我们的节拍器”。真正的节奏分析应该通过分析者的身体所完成，而上述对蓝图式的主导节奏的干扰策略将我们带回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工程关注重点，即对在场的身体之意识和知识的认知。在这一系列复杂的作品实现中，身体以及行为、语言等交流系统不可忽视的被纳入意义的建构，无论是在场的弁士、或是不在场的个体或群体，艺术家对于人与非人媒介操演行为，都是试图打破与既有物件之间的连贯性意义，这些不遵从于叙事期待的行为品质，将作品自身所构造环境与参与其中的因素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流动的、开放的、不断演变的时空场域，由此意义的构建和生产也获得了无限的潜力。

在追念亡父的作品《精神流通》（2018）中，沈莘不断接近病中父亲身体的微弱欲望，在与其声音、感官和语言的间断性、不连续的需求的交流中，艺术家将对感知的认知和超越推至饱和状态。这一作品的呈现借助了四频录像装置，上演艺术家自己撰写独白脚本：其中两个屏幕利用英语和法语比较、解读、选译、删除法国汉学家对庄子著作的研究成果，利用两种语言语法的差异形成一次无意识状态的叙事事件，其中，语言系统既有的语法及其权利象征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显现出来，而语言建构背后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坚持和地理边界想象也愈发松动和不堪一击；另外的两个动画频道通过动态捕捉昏迷中父亲的的身体动作，艺术家试图建构碎片式的多重存在的主体形象，包括了父亲的存在和意识，艺术家这场聚集了众多角色参与塑造的场域中的时而显现、时而模糊的主体性。

图7：沈莘《精神流通》四频录像装置，17分38秒，2018

在与失去语言之身体的交流尝试中，对象的面貌总是不断变形的、逃逸的。然而，正事在主导的语言和交流系统坚固结构的效力逐渐丧失时，我们才有可能获得重新感知自身习惯、生存环境的可能。或者说，在媒体日无休无止、上亿人被隔离的时刻、国家边界的轮廓被不断强调的此刻，我们应如何共处？或许，今天占主导性的娱乐行为和语言终将继承操演着人类传播繁衍的重任，就像是来自陶辉类抖音作品“跳动的原子”（2019）中那个晚会歌手的冥想式启示：“我们应该做别人，过任何人的生活，成为每一个人，让每一次快门的定格，都是一个新的人类的诞生。”也或许，我们再试图思考“What is there”？还有什么呈现、展示、操演的工具和策略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时空关系，支持和联结被分隔的身体，修复集体记忆的节奏。在这个愈加分裂的时刻，就像如同印有“武汉制造”的踩镲出现的时刻，获得一种共奏。

图8：陶辉，《跳动的原子》（2019），“动为行——中国媒体艺术35年”展览现场图，2023

富源| 策展人、艺评人

编辑：黄碧赫 魏敏 孙小蕊

设计：魏敏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