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胡超、黄虹的《作为国家现代化象征的厨房设计: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厨房装置为例》,原载《装饰》2022年第10期。作者认为,现代厨房设计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后就成为了技术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并在二战以后逐渐成为国家现代化的象征符号。作者透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一组厨房装置在近四十年里的展出经历,梳理了厨房设计如何体现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以及如何反映不同时期国家现代化的内涵侧重。
作为国家现代化象征的厨房设计: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厨房装置为例
文 | 胡超 黄虹
2015年,为庆祝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重新设计并大规模扩大了永久陈列展《新加坡历史》。这个展览的观众调查问卷显示,关于厨房的一组装置,是观众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展品,因为这组厨房装置勾起了观众对新加坡生活水平改变的记忆。[1]事实上,这组展品诞生于三十年前的1985年,当时为了庆祝建国二十周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组织了第一个讲述该国历史的展览,并邀请负责公共住宅“组屋”建设的政府部门专门设计了这组厨房装置。(图1)此后数十年,这组厨房装置一直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核心展品,并随着新加坡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俨然成为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视觉注脚,[2]厨房设计也成为象征新加坡国家现代化成就的符号。这不禁引人思考,为什么现代厨房设计能象征国家富强和民族崛起?观众如何自动理解了厨房的这种符号意义?
图1: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览中的政府组屋厨房组合装置。本文作者摄于2020年1月3日。
一.现代厨房设计的符号意义与新加坡的选择
现代厨房的“现代”符号意义,首先来自于它的技术象征。1985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首次推出这组厨房装置时,厨房设计已被认为即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就这组装置本身而言,它模块化的设计、干净利落的直线造型不难让人想起现代厨房设计的最早范本、奥地利设计师玛格丽特·舒特-利霍兹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1897 - 2000)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3]象征工业化和现代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是技术不断进步时代的产物。(图2)
图2 玛格丽特•舒特-利霍兹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sky),法兰克福厨房规划图片,来源:Institut fur Stadt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7A 1998/33270。
法兰克福厨房的设计方案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问世后,迅速在各国得到应用和发展,随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工业设计师率先推动厨房设计的现代化和电气化,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许多美国妇女已经完全适应了以厨房技术为基础提升厨房效率的思想……在英国和欧洲成套现代厨房大量出现之前,美国焕然一新的现代厨房,已经成为美国家庭的特征”。[4]由此厨房的这种现代化含义也不断深化,“厨房逐渐被描述为重塑性别行为、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等繁重文化工作的舞台”。[5]二战结束后的美苏争霸期间,现代厨房设计的现代化符号开始强调了国家现代化水平竞争的含义。1959年美苏著名的“厨房辩论”更是通过当时方兴未艾的电视媒介把这种符号意义传播到全世界。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主办了介绍美国国家成就的展览会,其中包括一组美国典型郊区房屋的厨房组合装置。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陪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参观展览,两人站在厨房装置旁边,就厨房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唇枪舌战,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激烈争论,这就是世界级新闻事件“厨房辩论”。相关新闻图片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式厨房的先进设备、宽敞空间和物资充裕等特点,美国的冷战宣传体系又通过传播这些图像,把厨房变为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厨房辩论”因此“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6](图3)
图3:厨房辩论的经典新闻摄影,图片来自2009年7月24日纽约时报(网站)。
“厨房辩论”在全世界都影响深远,尤其是通过厨房所反映的生活方式来证明国家是否强大、是否尊重民众的自由选择、以及是否将民众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从而将厨房成为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杆。这种西方世界推广的理念,对当时的新加坡必然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美国六十年代发动越南战争以后,东南亚变成了冷战前线,厨房辩论背后所体现的厨房符号意义必然传播到了新加坡。与此同时,美国对新加坡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有着直接影响,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主动对标美国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确立了外向型经济模式,大力吸引美国投资和工厂,这也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965年到1975年之间美国对新加坡的基本政策就是经济支持(economic assistance)”。[7]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强化了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尤其是美军需要在马六甲海峡建立军事港口,并通过马六甲海峡运送战略物资,新加坡随之发展了为美国军舰提供维修和后勤补给的产业,这些服务业加上通用和惠普等美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整体上美国为新加坡提供了急需的工业基础和外来投资,也推动新加坡在七十年代起成为了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和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导致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但一直是美国唯一的“安全合作伙伴”。[8]因此,厨房辩论中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言而喻也影响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选择厨房设计来展示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以及强调资本主义模式,也许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认识。
另一方面笔者也认为,新加坡博物馆1985年选用现代厨房设计组合并突出其中的电器设备,也受到当时日本电器称雄世界的影响。美国直接在日本宣传和推动现代化的厨房是现代化社会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象征。在日本历史中,二战后日本占领军通过视觉文化传播等方式,将和新加坡传统厨房类似的日本传统厨房改造为现代化、美国式样为主的厨房,从而证明日本完成了战后的国家经济和政治文化改造。 [9](图4)
图4:日本传统的炉灶,图片来自网络,作者:田中十洋(TANAKA Juuyoh )。
日本社会把现代厨房设计和国家现代化联系起来,在法兰克福厨房甫一问世的二十年代就已露端倪。当时强调“脱亚入欧”的一些日本人,立刻开始在日本国内提倡现代厨房,把改造厨房当作日本“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10]但日本实现厨房“电器化”,一直要到二战结束后的美军占领时期才得以深化和完成。[11]“虽然美国宣传官员并未承认,但是他们推广资本主义的思路,和讨论‘现代化’的理论家们一致”,都把厨房的现代化符号意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等同起来。[12]日本对美国式厨房的羡慕和追随,推动了日本家用电器的飞速进步,而日本也通过厨房电器现代化在国际上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化国家形象:“日本现代化厨房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已经成为经济复苏、民主政治和消费者追求美好生活的视觉符号(icon)”。[13]
日本现代厨房的经验明显影响了新加坡社会对厨房设计和厨房电器的认同。早在新加坡1965年独立之前,后来的执政党领袖李光耀就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并完成亚洲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先进榜样,任总理后李光耀更是发动了“学习日本(Learn From Japan)”的全民运动,并在七十年代到达高峰。新加坡政府和国家领导人都鼓励民众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体制,甚至还具体到学习日本人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工作态度等等,以至于当时一部分新加坡人民讽刺说,这是全社会正在经历“日本化(Japanisation)”的过程。[14]可以想象,在全面学习日本的风潮之下,新加坡对日本现代化的厨房形象对推广日本现代化国家形象的经验有着深刻认知。日本改造亚洲传统厨房进而建立日本民族电器工业和品牌,这些厨房电器都成为东南亚炙手可热的先进商品,由此可以推测,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选择现代厨房装置作为国家进步和繁荣的标志,或许也借用了日本运用厨房电器化来证明国家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先例。
二.1985年的“新加坡故事”展览:厨房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写照
这组厨房装置1985年展出以来,布局基本一致,仿照新加坡七十年代组屋住宅厨房的普遍设计,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琳琅满目。此后四十多年里,该馆的国家历史展览虽然不断重新布展,但这组厨房装置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其照片也广泛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1965年建国之后国家完成现代化和民众生活水准提升的图像符号。[15]对1985年的新加坡而言,制作这组厨房展品来反映国家发展水平,除了现代厨房设计自身的含义、美国日本包括冷战等影响之外,也有国内多种因素的推动。
首先是确定国家历史叙事的需要:即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1965年建国的新加坡如何记录和讲述自己的国家经验。这种建构国家历史叙事的任务相当艰巨,国家博物馆自身的建馆经历就反映了这种挑战。国家博物馆从殖民地时代的莱佛士博物馆更名而来,但独立后国家博物馆一直定位不清,从侧重收藏动植物到收藏艺术品之间不断摇摆,一直要到1985年建国20周年国庆大展,国家博物馆才根据时代的需要确定了正式功能,宗旨是展示新加坡的国家历史。[16]这时候新加坡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执政党带领的国家建设蓬勃兴旺,值得总结建国之后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成绩,厨房装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85年的这个“新加坡故事”展览,名称来自时任总理李光耀的论述,强调要讲述新加坡建国后的成功“故事”,这也成为新加坡官方国家历史叙事的基调。 [17]当时,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已有二十年,多数民众已从乡村搬入高层住宅“组屋”,居住条件大为改善。组屋管理部门根据20世纪七十年代的组屋厨房用具,组装了这组厨房装置,象征着新加坡人新的国家、新的起点。
但“新加坡故事”展览中也有大量反映国家进步的工业和城市景观等展品,同样令人记忆深刻,为何独有这个厨房装置一直如此触动人心?这就涉及到采用厨房设计的第二个原因:厨房最直观地反映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新旧对比。1985年展出当年,民众对殖民统治时期落后的居住和烹饪条件记忆犹新,他们切身感受到整洁的电器化厨房正是建国二十年来迈向现代化的记录。厨房中实现的现代化,和展厅中崭新的工业区、宽敞的林荫道、世界级港口起重机等等图片相比,更为贴近普通民众对生活条件改善的感受。强调新政府关心民间疾苦并取得重要成就,正是激发民众信心、展示今昔对比的有力方式,从而进一步确认这个多元种族、面积狭小、被“踢出马来亚联邦”的岛国,能够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这种精神背后正是李光耀在当年国庆庆典上亲自讲述的“新加坡故事”。博物馆的国家历史展览正是以李光耀演讲思路为主线,旨在激励各族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和自豪,鼓励殖民地时代各国侨民和移民的后代,落地生根,认同新的国家,塑造共同的国民身份。[18]
除了国家对厨房设计符号意义的理解和解读,在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民众看来,厨房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最能激发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厨房反映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设施的进步以及个人隐私的保障。组屋中现代都市生活的厨房工作方式,和新加坡农业社会时代的“甘榜厨房”传统有着极大区分。(图5)
图5 本土土生华人女性在甘榜厨房使用木柴炊煮,约1970年前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图片
一直到1970年代,新加坡的主要人口还居住在岛上的乡村 ———“甘榜”(kamgpung),住宅由木板搭建而成,屋前屋后往往还养鸡和种菜。甘榜厨房没有冰箱、现代炉灶、电器或自来水,多半还几家共用。而甘榜村庄之外的少量城市中产阶级,要么没有厨房,要么节俭烹饪,厨房作为家庭生活场所成为一种奢侈,其他城市平民则完全依赖外卖或街头食品。 [19]在新加坡人大量搬入政府“组屋”之前,即便在市区房屋中人们也使用类似甘榜厨房炉灶的传统设施,锯木屑和木柴为主要燃料,偶尔才使用成本更高的煤油。(图6)可以想象,搬迁到高层组屋之后,即便公寓面积小于村庄房屋,当时的民众还是非常兴奋,“因为在搬迁之前,厕所和厨房必须在甘榜公用”。[20]正因为“甘榜厨房”及其所代表的“甘榜精神”被看成是对前现代社会的乡愁怀念,选择现代厨房作为对比参照物,也就能够被新加坡社会认知为是国家现代化的成就体现之一。
图6 典型的甘榜(村庄)厨房,1986年前后的华人家庭,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图片
第二,新加坡人关于建国前的厨房记忆,往往和饥饿与营养不良紧密相连。现代厨房也就和食物充足、物资丰富、甚至社会福利水平等现代社会的成功标志密切相连。
二战结束后,1946 年初开始,整个东南亚大米严重短缺,让当时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改变放任政策,由政府来组织救助计划,以防止社会动荡。社会福利署开始推行“供餐计划(feeding program)”,为市区的上班族提供价格低廉的快餐类食物。随后计划也推行到郊区和部分工厂,这类露天饮食的设施被命名为“人民餐厅”。[21](图7)没有自己厨房的工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就依靠这种“人民餐厅”来充当自己的“厨房”。在“供餐计划”下,当时还有专门给儿童提供食物的设施,确保儿童能得到充足营养,这种慈善性质的活动,也反映了当时不少民众食不果腹的艰辛历史。(图8)
图7 殖民地政府开设人民餐厅(The People's Restaurants)售卖低价食物,1947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图片
图8 儿童供餐中心免费分发食物,以确保儿童得到充足营养,1952,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因此,食物短缺时期“人民餐厅”或者人民厨房的记忆,让新加坡建国后将解决民众温饱放到了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殖民政府的公共供餐计划是对二战后长期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的应对新措施,为新加坡的社会福利计划奠定了基础”,[22]这也无形中推动了独立之后的新加坡政府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兴建大型公共住宅,帮助民众搬入现代化的组屋,就是这种思路的反映。这样一来,现代化厨房装置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完成现代化进程后,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
第三,运用现代厨房设计来反映所有新加坡人无差别的现代化进程,可以抹去早先“甘榜”厨房中的种族分类色彩,成为新加坡在多元种族国家建立统一国民身份认同的理想符号。
传统甘榜村庄里各个族群比邻而居,生活水准并无巨大差异,但甘榜厨房却是最能够区分族群特点的场所,因为新加坡三个主要种族的饮食习惯千差万别,除了肤色和民族服饰之外,食物和烹饪方法最直观地反映着种族色彩。新加坡独立后的国策就是要建设不分种族、团结一心的新加坡国族,这一过程中,大量社会机制都采用了无种族区分或者“去种族化”的安排,比如用英语替代各族语言作为事实上的唯一官方语言等政策。厨房装置首次出现的1985年第一次新加坡历史展览,总体上就刻意对展览中的种族身份、种族经历和种族文化进行了虚化处理,让人不易察觉展品背后的种族信息。简单来说,同一个展品,如果替换为另外一个族群的展品,基本都能反映同样的主题。比如展览中的华人茶叶店布置,换做印度人的香料店也不影响展览。这些展品本身携带的信息,就是过去的民众生活形态,目的是为了衬托今天的幸福生活,至于是具体哪一个族群的生活形态并不重要。[23]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组厨房装置摒弃了任何族群的文化特点,和世界各国现代厨房设计类似,使用大工业化生产的无差别电器,既能反映新加坡的现代化,又能反映各个种族共同享有的生活方式。新加坡三大族群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但都使用同一种现代化厨房的现实,更符合政府一直提倡的新加坡国族意识。换句话说,不同族群使用同样的现代化厨房,反映了新加坡在国民身份建构中希望抹去种族、经济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强调各族民众享受同样的现代化生活,从而通过国民共同的记忆来确立国民身份认同。厨房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在传统的科技、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领域之外也包含了现代化多元国家里共同的国民身份建构的。
三.2015年新加坡“新加坡历史”展:厨房和国家现代化象征的新内涵
2015年五十周年国庆展览的名称,从早年的“新加坡故事”改名为“新加坡历史”,反映了新加坡对建国后的发展经历,从二十周年国庆时李光耀略微谦虚的“新加坡(成功)故事”,转化为李光耀在2000年时候总结的新加坡历史成就:“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在这个新展览中,厨房装置仍是重要展品,但是对它的呈现和相关介绍内容,却增添了新的内涵,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加坡对国家成功的定义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笔者因此提出,这个时期厨房装置对新加坡国家成功和现代化的象征,虽然同样强调国民身份认同,但却展示了更多对国家成功模式的讨论和想象。
首先,对厨房装置的呈现转而强调对生活丰富程度和追求个人价值。最明显的范例是2015年《新加坡历史》展览新闻稿和图册中,把厨房中一个搅拌器的来历作为“展览亮点”来突出:(图9)
图片9 Moulinex牌搅拌器,约1974年,金属/塑料,民众捐赠,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图片
这台搅拌器属于捐赠者的母亲孔女士(Madame Kong,音译),它也是孔女士最钟爱的烘焙工具,一直用到她 2000 年代初去世。孔女士从小就渴望做蛋糕,但要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搬进了一个更大的组屋,厨房空间足够宽大,她才有机会发展对烘焙的兴趣,购买了这件搅拌器。把手有裂纹和磨损,搅拌碗内也有常年使用的痕迹,但整体上看得出这个搅拌器得到了精心养护和保养,反映了孔女士对它的珍爱:这个搅拌器是她一生中最早买得起的厨房电器之一。
这段描述非常符合当代展览通过展示个人经历来激发观众情绪的策略。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厨房,孔女士才能够追求前半生无法实现的烘焙梦想,厨房因此充满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功之后满足普通人愿望的温馨回忆。除此之外,展览新闻稿也对这组厨房装置的布展思路进行了介绍,认为厨房中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设施,就是“现代社会场景”,这组厨房装置的结构、空间规划和设备都反映了当时新加坡家庭所向往的现代便利和生活方式。新闻稿更特别提到,“装置中的厨房电器,都被当时新加坡家庭视若珍宝,往往是他们攒够钱之后买的头几件家用电器”,由此强调这类厨房经验给国民带来的共同记忆。“而随着更多妇女走出家庭开始工作,电饭锅和搅拌器这类节省时间的利器,也逐渐成为家庭必备用品”,这样的解释明显有了时代的特征,对女性的独立和自主选择权予以了强调。这类对展品中的“个人记忆”和“女性主义”色彩的描述,和1985年展览主要强调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成就有着较大区别。[24]
第二,展示厨房的用意更指向“建设家园”,强调追求民众的生活幸福,以及厨房所象征的现代生活方式,不再像1985年展览那样关注厨房的现代化技术和设备等硬性指标。
这当然和新加坡在此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有关。2015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金融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民众生活水平按照李光耀回忆录题目来说已经达到了第一世界水平。2015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国家历史展览,建国后的历史就分为“经济建设(1960-1970 年代)、建造家园 (1970—1980年代)、改变景观(1980 年代—2000 年代)”三个展厅。这三个展厅的名字连在一起,清晰反映出展览组织者对新加坡建国后历史阶段的归纳:厨房装置的时代处于“建造家园”和“改变景观”两个阶段之间,反映了现代厨房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整个社会进入了通过设计来“改变景观”的阶段。因此,厨房装置也就不再是新加坡证明自己国家在厨房领域赶上和达到世界厨房水平,反而被用来展示新加坡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和个人价值的标志。
这种策展思路也在2015年展览中这组厨房装置的文字说明中初露端倪,这部分展厅的介绍标题就是“新家、新生活方式”。(图10)厨房装置的一侧配上了七十年代的客厅家具,另一边放上了儿童床,将整个展厅角落模拟为新加坡的家庭内景,从而将厨房融入到整个生活方式当中,体现出这时候新加坡对厨房现代化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家电、自来水和燃气炉等现代生活必需品的硬件,而是一种追求家庭幸福和共享时光的生活态度。
图10 2015年展厅文字说明“新家、新生活方式(New homes,new lifestyles)”,本文作者2020年1月3日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第三,这一时期围绕厨房装置的讨论也和当时对“甘榜”村庄生活的怀旧潮流紧密相连。和日本对亚洲传统炉灶厨房的摒弃和贬低不同,新加坡通过对甘榜厨房的乡愁怀念,将新加坡现代厨房没有和过去割裂,反而将厨房中的团结互助,变成一种连接过去厨房和现代厨房的精神底蕴。
2012年开始筹备五十周年国庆,新加坡政府收集国民意见的Reach网站开始大量出现关于“甘榜精神”的讨论。[25]事实上,自从大量居民从甘榜村庄搬入政府组屋,建造组屋的政府部门就倡导在高层组屋小区延续邻里守望、互通有无的“甘榜精神”。最初的一批组屋中,的确有不少同一村庄的邻居搬进同一个组屋小区,继续维持邻里关系。[26]201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为迎接国庆而做的研究认为: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已经世界领先,但是“甘榜精神”却很稀缺,[27]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民众对甘榜精神的关注。而与此类似,反映社会对这种社会关系期望的还有执政党附属的“人民协会”(类似于国内的群团组织),在2015年出版的年报中,“甘榜精神”成为协会年度各种活动的关键词。[28]
甘榜村庄全部消失之后,组屋公共住宅中试图维系和延续的这种甘榜精神,其实被新加坡社会忽视了很久。通过组屋建设满足了“居者有其屋”之后,新加坡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导致不少民众过于物质财富,社会上流行的成功人士标志“5C”,其中一个“C“就代表高级私人公寓,与之对比的公共住宅组屋(及其中的厨房)在不少场合沦为底层民众社会地位的象征。[29]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到了2015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后,随着对建国历史的讨论和反思,人们又发现了甘榜精神的可贵,这个时候组屋厨房也被重新发掘出新的含义,是乐于助人和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象征,组屋居民厨房中各种民族食物互相融合的生活方式,成为新加坡国家人民团结和互助的体现。
在当下新加坡的讨论中,组屋建设部门成为了发扬“甘榜精神”的推动者者。因此,在涉及到组屋建设的讨论场合,常常有人呼吁组屋设计需要考虑和促进民众互相往来。[30]这背后也传递出新加坡在独立五十年之后对如何凝聚国民、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组屋的厨房又再次成为国民生活方式互相融合、邻里团结的“甘榜精神”象征。现代新加坡的都市化进程让多数民众住进了组屋高楼,楼下是集中的小贩摊位和本地咖啡店,这些都和新加坡历史上的饮食记忆有关:食品摊贩集中在组屋楼下成为小贩中心,既让人想起了殖民地时期的“人民餐厅”和供餐计划,又让人想起从前四处流动的推车小贩今天有了固定的生意摊档,这些记忆又都幻化为甘榜的多元文化和包容,组屋生活方式延续了这种甘榜想象:烹调各族食物的摊贩集中在一起,民众混杂其中享受各种多民族食物,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背景的人都聚集在组屋楼下。[31]
到了2015年五十周年国庆的时候,随着新加坡强化建立国际大都会的国家政策不断深化,强调民众互相包容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政府执政重点。建立国家大都会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外向型服务业的需要,也反映了大量外国人在本地居住的现实,因此这个政策的另一面也呼吁新加坡要增强国民身份认同,珍视国家文化遗产和共同经历。
也正是如此,作为组屋住宅重要功能设置的“小贩中心”,因为汇聚了所有种族食物小贩摊位,鼓励多元族群融合,也被新加坡政府在2019年成功地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组屋和组屋厨房都是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没有差异化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是抹平了族群和文化的差异,但是新加坡通过把组屋附设的小贩中心作为“甘榜精神”的寄托,[32]让博物馆里的这组组屋厨房装置也具有了社会多元与多样性的含义。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也围绕这组装置组织了现代饮食讲座,将甘榜厨房时代的共同分享,以及各族人民互相借鉴烹调方法的本地食物特色,转向推动改善饮食摄入或食品安全。[33]由此也可以看出,在2015年的厨房装置展览中,虽然激发国家成功的自豪感依然是这组展品的意义所在,但是其象征国家现代化的符号意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如何让新加坡建设一个“优雅”社会的后现代化目标。[34]这也正如组屋建设机构招募了社会学家加盟,讨论要在组屋设计的“硬件”中铺设实现完善社会功能的“软件”。[35]
这种思路也反映在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的其他展品中。建国前与建国后新加坡的对比,聚焦民众生活水平的具体细节,而不仅仅是重大历史事件,重点呈现的视觉展品包括:建筑工地上的戴红头巾妇女、骨瘦如柴的华人黄包车车夫、印度高利贷钱庄学徒、以及鸦片烟馆等等。转过这些独立之前殖民地时代的各族民众生活展区,就看到铮亮干净的现代厨房,无疑是独立后的新加坡人民幸福生活方式的主题内容。
这样一种历史叙事的思路,也体现在新加坡其他文化政策中。中国学者金进研究新加坡官营电视台制作的华语电视剧,认为其参与国民身份认同建构的手法,体现着今昔对比的同一种叙事逻辑:“今天的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经济繁荣、政府廉洁、精英治国、双语教育、花园城市,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这实际上就是当代新加坡华人的国族认同”。[36]这样的一种向往,其实和电器铮亮的厨房装置所展示的干净、整洁、富足的生活理想异曲同工。
四.结语
现代厨房设计诞生开始就成为了技术进步的符号,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并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冷战进程,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特质和核心。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厨房装置则反映了对现代厨房设计的不同认识,并根据新加坡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将现代厨房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符号意义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解读,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到追求个人幸福和优雅社会等不同侧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现代化厨房的不同认知。
毋庸讳言,现代厨房设计在技术进步和实用设计的全球化进展背后,仍然隐藏着不同的话语权力。在现代厨房设计在全球趋同的今天,仍然需要注意到,类似的技术应用背后,反映着不同的国家、地域、历史和族群文化的区别,并非能够在同一生活方式和设计理念中轻易消失。研究现代厨房设计的符号和图像建构,不失为审视现代化进程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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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chiko Takeuchi. Cold War Manifest Domesticity: The ‘Kitchen Debate’ and Single American Occupationnaire Women in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 1945–1952[J]. U.S.-Japan Women's Journal, Number 50, 2016, p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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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audan, Rachel. Cuisine and Empire: Cooking in World Histo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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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 Xuan Xiong, Iain A. Brownlee.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in the kampong setting in Singapore[J]. Journal of Ethnic Foods, Volume 5, Issue 2, 2018,Pages 133-139
[23] 胡超:《国民身份的建构》[D].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20年5月,第三章。
[24]]新加坡国家博物馆2015年开幕新闻稿[EB/OL].2022年6月22日浏览核对。https://www.nhb.gov.sg/nationalmuseum/~/media/nms/documents/media%20release_official%20re-opening%20of%20permamnent%20galleries_20150914.pdf
[25] 见前述De Xuan Xiong等人论文的注释第6条,注明这些讨论在2012年已经出现。新加坡政府收集民众意见的网站为https://www.reach.gov.sg/Read/Our-SG-Conversation
[26] 新加坡本地英语词典:http://www.singlish.net/kampong-spirit/,2022年6月23日浏览
[29] Angelia Poon, Common Ground, Multiple Claims: Representing and Constructing Singapore’s “Heartland”[J]. Asian Studies Review, 37:4, 559-576, DOI: 10.1080/10357823.2013.844768
[31] Chan, Kwok B., and Chee Kiong Tong. Past times: A social history of Singapore[M]. Times Editions, 2003.
[32] New Yishun Park Hawker Centre hopes to revive kampung spirit [N].Today,Sept. 22, 2017.
[33] De Xuan Xiong, Iain A. Brownlee.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in the kampong setting in Singapore[J]. Journal of Ethnic Foods, Volume 5, Issue 2, 2018,Pages 133-139
[34] 2013年4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鼓励建设优雅社会。
[36] 金进:《华人历史、国族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以新加坡贺岁电视剧“信约”三部曲为分析对象》[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71 - 79页。
编辑 | 黄碧赫 孙小蕊
审核 | 沈森
审定 | 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