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姚俊的《从“空间的生产”到“超空间”：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研究》（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作者通过探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与詹姆逊的“超空间”理论对于洛杉矶学派空间思想的影响，认为洛杉矶学派在理论方面强调空间对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研究方面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洛杉矶城市所显现出来的“超空间”以及文化的多元特征。
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进行，这意味着一切人类活动都在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发生，也意味着时间与地点对于理解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由此，社会科学学者认为时间和空间都应该纳入社会理论的核心。城市是一种空间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安排，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聚居在城市之中。因此，城市理应成为社会分析的基础，成为社会理论关注的核心，空间也理应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对空间的不同认识，市空间嵌入不同的社会理论之中，便会产生不同的城市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城市的不同认识。
20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将城市空间的演化视为个体生存竞争的结果。1960 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爆发城市骚乱。人们认识到城市危机不是独立、自我确认的事件，而是社会危机的一部分。与此类似，空间也不是独立、客观的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由此，城市研究学者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将城市空间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框架，从而形成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1980 年代，洛杉矶学派兴起，他们更进一步强调空间对城市研究的重要性，空间不仅具有社会性，还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如果现代主义强调时间与线性，后现代主义则强调空间与同时性，强调与深度模式相对的“扁平”。由此可见，空间在洛杉矶学派这里带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为什么洛杉矶学派的空间思想会具有此种特点？首先，这与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洛杉矶有关。他们指认洛杉矶为后现代大都市，是“20世纪的首都”。（Fig.1）为什么指认洛杉矶是后现代城市?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其多中心、碎片化的城市空间形态，与现代城市——芝加哥单一中心的同心圆模型不同；另一重要理由是其社会、种族与文化等的异质性。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造成洛杉矶具有詹姆逊式的“超空间”特征——“洛杉矶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其路径出奇地难以寻找，……洛杉矶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1] 其次，这与他们对理论、方法的选择有关。洛杉矶的此种空间性对正统的分析和阐述构成挑战，此种空间性的异质复杂也表明了单一真实的洛杉矶并不存在，因此，洛杉矶学派在理论方法上注重空间视角，注重理论多元。[2]对理论多元的注重，除了现实需要，还来自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怀疑现代主义认识论，怀疑普遍真理、元话语与元叙事，拒斥二元论和本质主义。不过，洛杉矶学派拥抱后现代，但也不赞成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也拒绝承认所有理论与现实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异质性也需放入一个共同的背景才能凸显。这似乎难以调和：拒绝单一霸权话语，同时声称某些理论比其他理论更重要或更具特权；一边解构，一边建构也似乎矛盾。然而，洛杉矶学派认为，如果能区分认识论和本体论，便没有矛盾，也就是说，后现代解构是在认识论上进行的，重构则须在本体论上进行。由此，洛杉矶学派一方面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将空间纳入资本主义框架，将当代洛杉矶放入资本主义新一轮政治经济变化中考察；另一方面，洛杉矶学派主要成员，无论索亚，还是迪尔，都将一切社会过程视为一个时间和空间交织的过程，其中，时间性、空间性与社会性三者同时共存，这极大地扩大了空间思想的开放性，空间、地理也获得重回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中心的可能。而此种对“同时共存”的强调，本身就具有后现代意味。此种空间性与社会性同时共存的思想源自列斐伏尔，以此为基础，爱德华·索亚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从而为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奠定基础。（Fig.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及其后现代色彩，分别收到列斐伏尔与詹姆逊的影响。本文着重讨论的便是他们的空间思想与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的关联，“空间的生产”与“超空间”分别是对列斐伏尔与詹姆逊空间思想的概括。
Fig.1洛杉矶地图，图片来源：谷歌地图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 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
Fig.2 [美]爱德华·索亚（Edward William Soja, 1940-2015），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空间理论家，著有《社会空间辩证法》（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等。
一、“空间的生产”与后现代人文地理
严格说来，洛杉矶学派没有共通的城市理论，但有基本相通的城市思想。洛杉矶学派成员以地理学家为主，其城市思想也与地理学密切相关。具体说来，其城市思想以索亚与迪尔构建的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尤其以社会空间辩证法为基础。他们都受到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较大影响。他们构建后现代人文地理，是为了应对人文地理的危机，应对其受到的后现代挑战，通过重建，促使人文地理占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话语中心，重建的基础是在本体论层面重申空间的重要。
1960 年代，尤其经历“六八风暴”后，列斐伏尔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都市对革命的重要意义，便将精力转向城市与空间研究，开启“空间转向”。列斐伏尔注意到，资本主义存在无法克服的危机，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死亡，反而能一直发展呢？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展和自我突破，为了克服危机，资本主义不断突破原有生产条件的局限，进行地理拓展；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以维持其发展。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其本质不是社会的、人的或物的利益需要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无限拓展与重新形成;不是物在空间中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作为重新组合与体系化，即“空间的生产”。由上可知，列斐伏尔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待空间。这种角度使得列斐伏尔不再将空间看作客观的容器，而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视角来定义空间:空间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和产物，又是社会实践的手段。即空间既是生产出来的结果，又是生产者;空间是社会具体与抽象的共存。因此，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一种生产方式变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长，资本主义在空间上不断创造生产中心，同时在周边创造附属地。
列斐伏尔上述空间思想对洛杉矶学派有直接影响。索亚认识到空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现在使我们看不见各种事物的，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空间。因此，消除空间重构背后的的神秘色彩等级作为理性力量的伪装，是从实践、政治和理论角度认清当今时代的关键。不过，索亚注意到以往社会批判理论注重历史分析，缺乏对社会生活空间批判的敏感性。由此，需要围绕空间、时间和社会演进的辩证关系重建社会批判理论。只是，他并没有过多关注批判社会理论，而转向关注马克思主义中的空间缺失问题，他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里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但一直没有得到详尽阐发，造成空间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很薄弱。直到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出现，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才开始发展。
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提出为将城市纳入资本主义框架提供了基础，然而，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什么关系。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学者一般将空间关系组织局限为一种上层建筑的表现，认为空间是社会的反映。索亚不满足于这一点，他在 1984 年发表的《社会空间辩证法》(The Social-Spatial Dialectic)(Fig.3)一文中指出: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辩证交互作用，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同存性，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在本质上必然就是空间的。[3] 显然，索亚此种对空间的认识，直接受益于列斐伏尔:从社会关系的生产重组过程来定义空间，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又是生产者。为了与“空间”相区别，索亚构造了“空间性”这一概念:“空间”概念体现出来的是被动性与静止性，而“空间性”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强调空间被建构和生成的过程。从这一过程视角出发，社会关系本质上必然是空间的，它们理所当然具有同存性。这一动态过程视角，突破了强调因果首要性的线性关系，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
Fig.3爱德华·索亚1984年发表的《社会空间辩证法》（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指出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辩证交互作用，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同存性。
强调空间，将城市空间纳入资本主义框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城市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持续到底有多重要。尽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卡斯特与大卫·哈维也强调空间，也看到城市空间对生产的反作用，但他们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生产对城市空间的决定作用，坚持工业化及社会结构对城市空间的主宰作用。索亚也不满足于这一点。1979年，索亚发表《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与空间拜物教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若干观察》(Between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spatial fetishism: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patical analysis)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应该将空间的生产及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显然，这一观点也得益于列斐伏尔的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的 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索亚还得益于曼德尔。曼德尔在《晚期 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正常资本主义竞争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利润率倾向一种平均化，但扩大再生产必须以抽取超额利润为手段，这反过来要求部门或地理区域的差别。由此，他宣称，地区和国家 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可以与资本剥削劳动相提并论。列斐伏尔与曼德尔的研究有相似之处，都指认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持续生存的必要手段。索亚认同这一判断，将空间生产提升到物质生产的地位，将空间斗争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地位(注意不是代替，而是平等，既注重时间、历史，又注重空间、地理)。城市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驱动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之间是一种共时同存的关系，而不是因果首要的线性关系。正是在这里，通过列斐伏尔，索亚与卡斯特、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拉开了距离，并接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传统:从卢卡奇以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批判理论，都离开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视角，将批判对象转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走向一条文化批判的道路。[4] 通过强调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存关系，索亚同样偏离了马克思的“中心视角”，将批判对象转向空间，从而开启一条空间批判的道路。
由此，城市研究在洛杉矶学派那里成了城市空间批判。然而，空间背后的权力机制是怎样的?如何进一步图绘?一方面，索亚看到洛杉矶城市空间背后权力机制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需要多种理论;另一方面，索亚吸收了后现代理论对权力、差异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权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复数的，形成网络。由此，需要引入多种理论，增加城市空间批判的开放性。索亚为此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
“第三空间”的概念，其名称最早出自霍米巴巴，其思想则来自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的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列斐 伏尔指出，西方思想长期注重二元关系，然而，在二元项之间，始 终存在他者。他将空间分为三个维度:物质性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的空间。引入第三元，可以破解封闭的二元关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三元之间是何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它们之间不是 线性进步序列，而是彼此包含关系，三者之间没有一个优先项。对于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法”中的三元关系该如何理解，学界有许多争论，至少，索亚从中看到了三元之间互相包含，同时共存的关系。以此理解，索亚建立起本体论上的三元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时间、空间与社会的存在，时间性、空间性与社会性之间是一种三元辩证关系。为了破解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索亚提出“第三空 间”，“第三空间认识论”的概念，它们既包含物理与精神空间维度，又超越二者，具有极大开放性，索亚突出第三项，只是一个策略，显示一种开放的状态，促进空间理论与多元理论结合。
1988年，迪尔发表《后现代挑战:重构人文地理学》(The Post- modern Challenge: Re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y)一文，试图构建 后现代人文地理。迪尔指出，人文地理遭遇后现代挑战而陷入危机，需要重建，后现代的解构是在认识论上进行的，重建则须在本体论上进行。迪尔指出，人类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都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中进行，任一地点的空间模式都是结构、制度机构、行动者三个层次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尺度上运作的结果，这像多重事件的多种序列被压缩进单一维度，随时间的推移，它们不断沉积。[5] 因此，任一地点的空间景观都是过去，现在和正在形成的一种混合。与索亚类似，这其实是从过程视角来定义空间，在本体层面，言明时间、空间与社会的同时共存关系。由此，迪尔指出人文地理的核心目标是理解时间和空间在构建社会过程中的同时性，研究社会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同时性。
由上可知，重申空间，强调时间、空间与社会的共时同存是索亚与迪尔后现代地理学的核心。而这种强调同时共存，受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中的空间的理解很大影响。无论同时共存，还是二元辩证法，列斐伏尔都在试图破解二元论，也正是从这里，使得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染上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二、“超空间”与洛杉矶城市超现实
1984年，詹姆逊在《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论述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综合思考。詹姆逊在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表征。“晚期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借助于曼德尔的研究，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詹姆逊认为，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主导文化: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对应第三阶段，在此阶段，商品逻辑大行其道，文化、艺术、甚至理论都成了商品，由此导致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的消失，现实与像区别的消失，产生出了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深度感的丧失，历史感的浅薄微弱，情感的消逝与建筑空间的新变化。
“超空间”就是深度感丧失的一种表现——空间深度的丧失，也是建筑空间的新变化，这一变化显示出现代主义的消逝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超空间”一词最早见于《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用来形容洛杉矶波拿文都拉酒店(The Bonaventure Hotel)的内部空间。詹姆逊在文中对该酒店空间进行了仔细描绘与分析:酒店有三个入口，都很隐蔽，无标志，像侧门，更像后门，这使得酒店内部空间保持相对封闭性与完整性，像一个微型城市;巨大玻璃幕墙将其与四周环境相隔离，产生一种奇特的无位置感;自动扶梯和电梯的设计并非出于实际功能，而是为了加强空间动与静的对比效果;酒店内部空间复杂，容易让人迷失。(Fig.4、Fig.5)由此，詹姆逊给出后现代“超空间”的特点:给人以空间的迷向感，“超越了人类个体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人们不可能感知组织周围的环境 并通过认知测绘在可绘制的外部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6]“超空间”给人的迷向窘境普遍存在:深陷全球跨国企业与信息媒介组成的网络里，我们只能被困其中，没有能力测绘。
Fig.4洛杉矶波拿文都拉酒店入口
Fig.5 洛杉矶波拿文都拉酒店大堂
“超空间”为何难以测绘?这与后现代文化出现的背景有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在全球进一步扩展。除了文化与艺术，资本逻辑还将乡村、农业，自然，无意识等剩余飞地纳入其范围，试图将一切商品化，将世界市场标准化。与此同时，为了获取利润，又对地方多样性进行推崇，使得后现代时期的异质性尤为突出。新的媒介和信息技术生产大量形象，将我们包围，不断快速更新、变化，“一切都服务于时尚和传媒形象的不断变化，今后再没有任何 东西能够改变”。由此，绝对的变化与标准化导致其反面:时间性转变成空间性，同质性转变成异质性——这就是詹姆逊总结的后现 代时间与空间的二律背反。“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 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之外，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被空间化，包括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因此，空间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也因此，后现代“超空间” 在詹姆逊这里不仅指空间本身的特点，更指后现代的此种一般特征，指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二律背反的深层逻辑。此种后现代的二律背反，导致距离感的丧失、界限的消失，更深一层地导致现代主义的 二元对立逻辑被破除。因此，对于后现代“超空间”，旧有的感官 与认知难以测绘。以上有关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与空间的思考对洛杉矶学派有很大影响。[7] 洛杉矶学派将洛杉矶指认为后现代城市的典型，主要理由就在于洛杉矶所显示出的后现代的“超空间”特征，揭示与解释了此种特征成为洛杉矶学派实证研究的重要内容。
洛杉矶学派将洛杉矶指认为后现代城市，首先在于洛杉矶城市空间本身的去深度化——多中心，碎片化的特征。1920 年代，芝加哥学派以当时的芝加哥为原型，提出城市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它被视为现代主义城市的典型空间形态。至1980年代，洛杉矶学派认为此种模型已经不适合洛杉矶，因为洛杉矶的空间形态是多中心，碎片化的。为此，迪尔试图为后现代这一阶段的城市空间结构提出一个理想模型。在1998年的《后现代城市主义》一文中，他提出基诺资本主义的概念，描绘了一个去中心的城市空间模型。在他看来，基诺资本主义结构模型最能概括后现代都市的空间表现。它是一个完全平面化、条块化的空间形态，缺乏中心，充满随机性，资本好像偶然降落某一点，点燃其开发进程，但在技术层面，电缆、信息高速公路等又将它们连接为一体。[8]
洛杉矶学派也指认洛杉矶具有后现代“空间化”特征，这一点在索亚的文章里尤为明显。在《拆解洛杉矶:试论后现代地理学》一文中，索亚也对波拿文都拉酒店进行了分析，他采取了与詹姆逊类似的思路，将该酒店视为晚期资本主义都市空间性重建的代表，里面各种断裂与均质相结合，令人费解又妙趣横生:“在这个微型都市中，任何想象得到的东西似乎应有尽有，但真实的地方却很难寻觅，其空间使实际的认知图绘变得一片混乱......，如果没有内部人员引导，你要再次进去，最后只能以垂头丧气而告终。”[9] 索亚也看到当代洛杉矶具有与该酒店类似的“超空间”特征。“洛杉矶已经生成太多相互冲突的形象，太多令人困惑难解的历史化，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来展开。洛杉矶的此种空间性对传统的分析和阐释构成了挑战，因为它似乎是漫无边际的，且始终处于运动之中。”[10] 由此，索亚将洛杉矶形容为一个一切汇聚于此的地方，一个类似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阿莱夫，“在阿莱夫中，“所有的时间都共时存在，全部宇宙都在一个细小、闪光的球里。”由此，索亚认为应该发展新的方式，去透视洛杉矶空间背后隐藏的真实机制。受詹姆逊的影响，迪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城市规划》一文中也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这个阶段，旧的组织和感知系统已经被破坏，被后现代超空间取代，空间和时间均被拉伸，以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因此，必须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理解后现代超空间的作用，必须关注建成环境，从建成环境来解码这个超空间。[11]
洛杉矶的后现代空间特征还在其城市文化。洛杉矶学派看到商品化逻辑对洛杉矶的文化渗透最深，使它成为世界文化产业的中心，成为消费社会的典型。然而，文化的商品化也带来形象与真实界限的消失，以及突出的异质性。这使洛杉矶学派在城市研究中强调文化对生产的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是斯科特关于城市文化经济方面的研究，比如《城市文化经济》等，他在该书中，建立了城市文化经济的分析框架，并分析了洛杉矶珠宝产业、家具产业、多媒体和数字产业的发展情况。除此之外，哈维·莫拉奇(Harvey Molotch)的《作为设计产品的洛杉矶:艺术如何作用于区域经济》(L.A. as Design Product:How Art Works in a Regional Economy)也做 了很好的个案研究。莫拉奇在此文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以洛杉矶 为案例，研究当地美学——人们绘画、塑造、玩耍、幻想、编造和社会性探索的方式——如何影响商业生产和市场。......研究文化物质产品，如何反过来影响洛杉矶地区的表达方式和经济生产的全球化。”[12] 他认为，本地艺术是一项很重要的生产要素。广义上的地方美学与商业环境和工业氛围一样重要。为什么地方很重要?莫拉奇给出自己的解释:“一个地方的形象来自于人们对当代人和那些遥远的文化物质互动的感觉。这个地方的声誉成为地方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其地理资本的一部分。人们渴望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商品，是因为渴望远处的地方本身。人们通过消费来自某地的商品来吸收 该地方的部分社会和文化力量。”[13] 莫拉奇指出朋克、冲浪、溜冰、黑帮街头服饰、好莱坞明星、汽车设计、加州女性气质和洛杉矶建筑风格，这些都是洛杉矶形象的一部分，它们都对洛杉矶经济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他指出快餐是源自洛杉矶的风格和产品，最终最为“现代”移动文化的象征在全球销售;迪士尼主题公园是洛杉矶贡献的旅游新版本;洛杉矶建筑与家具设计也很有自己特色，家具行业的查尔斯(Charles)和蕾·伊姆斯(Ray Eames)夫妇利用本地航空技术来制作家具，他们设计的椅子被各种模仿，成为美国家具制造业的砥柱等等。莫拉奇最后指出“在现代晚期，图像穿越社会和政治的边界，以极快的速度流动，导致有些人认为地方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但地方差异仍然存在，就如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文化形式和商业产品成功或失败取决于非常细小的差异。......正是由于世界各地的相对同质性，观众阅读越来越微妙，消费利用更加精细的区分，......生产的优势落在那些确实正在发生的地方。”[14]
形象与真实的界限消失导致各种差异并置，这促使杉矶学派看到洛杉矶爆发出的激进文化多样性导致了一种“杂交”过程，从而造成“身份和文化生活的分裂”。由此，洛杉矶学派在文化层面还注重探讨新的表现形式如何混合和匹配不同群体的文化标记。这一方面，查尔斯·詹克斯的著作《异质性:洛杉矶，骚乱和异质建筑 的奇怪美》与论文《异质建筑和洛杉矶》很具有代表性。(Fig.6) 他在《异质建筑和洛杉矶》一文中指出，“是什么让洛杉矶如此不同，它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城市集群，它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是异质性的一个主要例子。[15]”由此，詹克斯看到了洛杉矶建筑具有的共同特点:异质性。为什么具有建筑具有这种异质性?詹克斯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洛杉矶本身在各个层面(经济、政治、社会和美 学)具有丰富的多样性:18个城市核心区，140多个市，13 个主要种族，80多种语言。詹克斯将挑选了一批异质性建筑的建筑师，构建了一个建筑上的洛杉矶学派，包括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里克·莫斯(Eric Moss)。这些学派成员都拒绝成为学派的一员，都将站在边缘用非正式和苛求的建筑挑战已建成环境。这使得洛杉矶的建筑文化，异质性(heterogeneity)比一致性(conformity)更重要，创造性(creavity)比得体(propriety)更重要。由此可见，洛杉矶具有这样一种文化氛围:边缘就是中心 [16]。
Fig.6查尔斯·詹克斯著作《异质性:洛杉矶，re)、弗兰克·盖里、墨非西斯(Morphosis)、弗兰克·以色列和埃骚乱和异质建筑的奇怪美》，讨论了洛杉矶建筑“异质性”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为什么洛杉矶具有这种氛围?为什么地方美学对经济生产很重要?詹克斯与莫拉奇在文中都没有更深一层的追问与探究。事实上，“边缘就是中心”与“地方美学对经济生产重要”出自同一逻辑，也就是詹姆逊总结的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二律背反:时间性转变成空间性，同质性转变成异质性。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所导致的差异化空间生产。在此，我们看到列斐伏尔与詹姆逊的空间思想尽管出发的角度不同，却有相似的逻辑。
结语
由上可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与詹姆逊的“超空间”都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判断，只是前者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后者主要从文化的角度。他们都看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空间的重要，尤其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的重要。洛杉矶学派城市空间思想受到列斐伏尔与詹姆逊的很大影响:在理论方面，他们强调空间对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研究方面，他们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洛杉矶城市所显现出来的“超空间”以及文化的多元特征。也正因为受列斐伏尔与詹姆逊的影响，洛杉矶学派的空间思想不可避免地带上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1]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22.
[2] 迈克·迪尔（Micheal Dear）.洛杉矶学派的顽强崛起（The Resistible Rise of the L.A. School ）[J]. 一文中曾写道，“应该包含各种不同的经验、理论和方法，从现代到后现代，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应该避免建立一个有关洛杉矶的单一模型，……应该避免建立一个具有独断、霸权和体制化思维模式的洛杉矶学派。” 见Michael J. Dear Editor with J. Dallas Dishman,From Chicago to L.A, Making Sense,1998:8.
[3]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18-119.
[4] 胡大平，张亮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M].
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89.
[5] Michael Dear.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Re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13, No. 3, 1998:262.
[6] 詹姆逊著.文化转向 [M]. 胡亚敏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6.
[7] 迪尔曾明确指出，1980年代地理学与城市规划领域进行后现代主义讨论的许多文章，比如索亚的《拆解洛杉矶》与其《后现代主义与城市规划》，都受到詹姆逊1984年《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篇文章的影响。见 Michael Dear.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Re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13,No.3, 1998:273. 迪尔还指出，后现代人文地理学起源于南加州并非偶然，因为詹姆逊进行后现代空间分析的波拿文都拉酒店就在洛杉矶市中心，另外，加州大学阿尔汶分校的人文课题项目经常接待德里达、利奥塔及其他著名学者，这些因素都使得后现代思想容易对南加州地理学与城市研究产生影响。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443-457.
[8] Michael Dear and Steven Flusty.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M]. Vol.88, No.1,Mar, 1998:66.
[9]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53.
[10]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22-223.
[11] Michael Dear. Postmodernism and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oty and Sapce[M].volume 4,1986:372-375.
[12] Harvey Molotch. L.A. as Design Product: How Art Works in a Regional Economy[J].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225.
[13] 同228-230.
[14] 同265.
[15] Charles Jencks. Hetero-Architecture and the L.A. School[J].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47.
[16] 同53.
编辑：黄碧赫 魏敏 贺子茗
设计：魏敏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