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物”到“展览”

——中国“博物馆学”的建立与中国“美术馆学”的特殊性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多世纪的重构（re-invent）现代化权威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国开始进入一段现代化的建设时期。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国的美术体制也进入了一个有序发展的阶段。包括博物馆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都逐渐走向专业化的进程。本文旨在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学”的建立和发展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当时的体制发展和学科研究角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美术馆及美术馆学的特殊性。

中国美术馆建设过程掠影，1960年

 

一、“博物”与“科学”——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的“苏联”面向

 

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并非基于英美博物馆学的基础之上，特殊的历史、政治氛围让1949年以后中国的博物馆学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文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一步莫属于文化部的成立了。其职责在于“领导全国文化工作”[1]。文化部成立之后，随着文化体制的逐渐完善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部机关内部进行了数次调整。而其中和博物馆学最为相关的部门就是文物局。文物局统管着全国的博物馆事业，也引导着博物馆学这一门学科的发展[2]。

随后，根据中央的精简节约的原则，文化部在1951年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将文物局和科学普及局合并，成立了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的合并看似是一次简单的机关内设部门调整，但这背后依据的原则，是学科的发展与建设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当时对“博物馆学”的理解。1949年之前的博物馆学发展的比较缓慢，并且主要依靠着民间的有志之士的学术自觉来发展的。

由文物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

 

1949年之后，中国的博物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在苏联博物馆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博物条件而形成的。在冷战期间，苏联结合自身的社会条件，发展出了一套与英美博物馆学体系不同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学体系。本文并无意在二者之间进行更深一步的比较研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者在博物馆的宗旨方面的划定截然不同：苏联的博物馆学专家把博物馆的意识形态影响作为了博物馆研究中的重中之重。1955年，《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对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这本书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应用到了博物馆学概念之中，用马哲来指导博物馆学的实践。该书“序言”就开宗明义地说道：

“群众性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规模在我国日益增大。一切文化机关，包括博物馆在内，都积极地参与这一工作。它们都以自己特殊的手段，执行着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以及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任务。”[3]

和中国一样，苏联的博物馆也属于文化机关。此外，其中明确规定着博物馆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及“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样看来，博物馆除了与“文物”相关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宣讲机构。然而，如果我们贸然认为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机关的主要任务，只是做普及教育与意识形态宣传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文化机关的设立是立体而复杂的：

“……问题不仅在于文化教育工作的规模。文化机关的中心任务，从现实，现在还是为争取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为争取科学理论基础宣传的深入，以及为争取科学教育工作的积极的创造性形式而坚持着不断的斗争。

……苏联博物馆的工作内容、规模、组织形式、性质、人物等等，虽然都各不相同，但它们确实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机关中统一的体系。这种统一首先是由科学教育工作的共同任务所决定的。当然，进行这种科学教育工作，除了博物馆，还有许许多多苏联文化机关。”[4]

可见，博物馆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苏联有许多重要的博物馆[5]，在苏联的博物馆学专家看来，这些文化机关的研究、展示活动中，贯穿不变的准则就是科学教育。他们甚至将博物馆称为“科学教育机关”。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将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合并这一举措，就不显得突兀与不合时宜了。

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现场，1962

 

二、从专业到学科——博物馆学发展的体制基础

 

在有了一定的体制基础的情况下，各个学科都开始向着更加细化、专业化的方向逐步推进，文化部就通过几个步骤推进了博物馆学的发展。首先，在苏联博物馆学的指导下，文化部分工了文化馆、站与博物馆之间的工作，厘清了这两种机构职能重合的部分，改善了二者分工不明晰的问题。让文化馆、站主要负责“普及”工作，而博物馆则注重在“科学研究”的方面。随后，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组成了博物馆业务学习委员会来提高博物馆从业者的业务水平。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中，除了有故宫博物院以外，还有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甚至是自然博物馆；接下来，文化部把《文物参考资料》中的图书馆部分分出，也就是说，《文物参考资料》成为了博物馆学系统下的一个专门的杂志。这对博物馆学和图书馆学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助益。这三个步骤看起来简单，但是实际执行起来，花费了整整3年时间。但通过这三个步骤，博物馆的工作职能更加明晰，博物馆学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随后，1956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1949年之后的博物馆学影响巨大。郑振铎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到，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为了解决配合向科学进军，如何加强博物馆工作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6]。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局长在会上做了《关于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报告》[7]。出席会议的又全国博物馆负责人和一些专家，部分省市文化局长、科长等110人。部分考古学家也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可以看做是中国博物馆学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博物馆进入到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之中，博物馆和博物馆之间的分工也开始明晰起来。与上一阶段“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目标不同，在这一阶段，除了意识形态教育，博物馆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研究功能，并有意识的区分开各个博物馆的研究方向。1957年，文化部召开部务会议，就在会上讨论了故宫博物院、自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不断细化博物馆的功能，让博物馆研究朝着更加专业化的角度发展。

 

三、从博物到展览——中国的美术馆与美术馆学的特殊性

 

在大的体制规划与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博物馆学的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博物馆学研究的原有方法和体系被改变了。博物馆学的研究主流从欧美博物馆学系统转变到了对苏联博物馆学的全面学习过程当中。可以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博物馆学，几乎是完全照办了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前文已经提到1955年《苏联博物馆学基础》的出版。这是由苏联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写的博物馆学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到了博物馆的概念之中，1957年，这本书由文物出版社翻译出版[8]，成为我国博物馆学界必读的教科书。同年，傅振伦编著了《博物馆学概论》[9]。这本书的结构框架基本沿袭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并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加以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比如要求博物馆“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以及博物馆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作用”。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博物馆学概论》

 

虽然彼时并没有“美术馆学”、甚至是“美术馆”的概念，但是从当时的博物馆学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概念的差别非常大，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美术馆学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在苏联博物馆学系统当中，“藏品”是非常重要的，被认为是“博物馆全部活动的基础”：

“博物馆各种活动的基础，是由博物馆实物构成，而这些实物的总和便构成博物馆的全部藏品。博物馆的收集工作，首先就是要收集博物馆藏品（实物），没有实物便不能有博物馆，没有实物的陈列便不能叫做博物馆的陈列，而陈列便要失掉它自己的意义、作用和特征。博物馆藏品（实物）是博物馆通过自己的陈列来进行群众性科学教育工作的基础。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和它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及它们的原始资料的陈列工作之间有直接联系，使博物馆的群众性科学教育工作有别于俱乐部、文化宫、图书室等部门所进行的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1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前文提到的也归文物局分管的文化馆（站）虽然也有陈列展示的功能，但是它主要是一个展览场地，展示范围也比较灵活；而相比之下，博物馆的基础就是藏品，并且博物馆的陈列是以“藏品”为主来进行的。在苏联博物馆学专家看来，这种对“藏品”的管理非常苛刻，他们批评到，博物馆的工作及特点“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从文化教育工作任务（那种与博物馆特征无关的、对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是相同的任务）的观点来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博物馆的使命是在自己的陈列中反应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历史中的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但是，究竟借助于哪些陈列材料，才能达到这点的问题，仍然是空白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博物馆的工作者的注意力就没有集中在博物馆工作的特征上。而他们认为的博物馆的特征，是“在博物馆中能够制造出对那些当时当地在博物馆外稀有或完全没有的物品从直接感性上来认识的条件。”而博物馆的这些条件“是对博物馆藏品按科学原则组织好的收集和陈列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在这些藏品（也就是知识的原始来源）的收集、保管和陈列中，也就包括着博物馆的特征和博物馆的存在意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1966

 

也就是说，博物馆的工作者，就是要根据科学原则，收集和陈列藏品，并针对藏品进行研究。博物馆中的陈列是针对藏品的，与“展览会”完全不同：

“展览会是博物馆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分为固定的流动的两种。尽管有时固定展览会是在博物馆内举办的，但是这些展览会都是从从根本上与博物馆陈列不相同的。”[11]

可见，“展览会”的这一概念，首先是与临时的、性质不定的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固定的展览会在一个较长或不太长的时期后，不是要完全收藏起来不再展览，便是在改组之后纳入基本陈列。”[12]也就是说，展览会只是组织研究的一部分，“博物馆之利用展览会，也可能是为了机动地反应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代的现实问题。举办展览会，特别是举办流动展览会，作为一个群众工作的形式，是每一个博物馆都能够办到的。通过展览会的手段，博物馆可以宣传政治知识和科学知识。流动展览会是直观宣传的有力工具。”[13]

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现场，1963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苏联博物馆学对当时中国的美术馆概念及后来的“美术馆学”建立的影响。 从博物馆学回顾到彼时的美术馆建设，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当时并没有“现代美术博物馆”的意识。在文化部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当时已经委派故宫博物馆负责典藏、研究古代的文化、艺术藏品，而现、当代的美术作品是无法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的。现代的美术展览会只是博物馆职能中的一部分，甚至——在当时的博物馆学的研究视角下——只是不重要的一部分。举办“展览会”并不是博物馆的目的，也绝非博物馆的使命所然。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当时的美术体制中，在当时学科的指导下，中国并不缺一个美术博物馆，其缺乏的是一个固定的、国家级的展览馆，用来举办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当时，“美术馆”并非是“美术博物馆”，而是“美术展览馆”，这个概念至关重要。这是研究中国美术馆学的前提，也是开展新美术馆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中国的美术馆发展起源于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迁移，从建立初期就被赋予了固定且重要的公共职能。在新时代的话语空间下，中国的美术馆是否真的从“展览馆”的层面中跳脱出来了，实际上还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如何拓展自身的尺度，带来新的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给时代注入另一个视角的理论与实践的活力，才是新美术馆学的研究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干部名录，1949.11—2010.06》，文化部人事司、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文化艺术出版社内部出版P1

[2]在1950年2月文化部制定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条例》中，规定了文物局主管的，是全国文物、博物馆与图书馆事业，要求文物局要掌握“关于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之管理与指导”以及“关于具有重大历史、文化、革命史迹价值之图书馆、博物馆之筹建与设置。”

[3]苏联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苏联博物馆学基础[M].文物出版社, 1957.

[4]同上

[5]苏联博物馆的设立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名人纪念馆，如列宁博物馆；有国立苏联革命博物馆；有历史类的博物馆，如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俄罗斯博物馆，甚至有美术博物馆——国立特列恰科夫画廊和普希金美术博物馆。

[6]郑振铎.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总结报告(提纲)[J].文物, 1956(6):10-12.

[7]王冶秋.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J].文物, 1956(6):4-9.

[8]苏联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苏联博物馆学基础[M].文物出版社, 1957.

[9]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 1957.

[10]苏联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苏联博物馆学基础[M].文物出版社, 1957.P33

[11]同上.P187

[12]同上.P418

[13]同上.P194

 

作者：

徐梦可，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中国美术馆助理馆员，自由评论人。从事新美术馆学与展览研究、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与文化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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