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策：个性、管理与社群治理

托尼·本内特

徐梦可译

译者按：

在探讨“文化”和“政策”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于自由生发的文化活动和行政管理之间，是否真的是无法调和的对立关系？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一点来考虑，审美个性和文化行政管理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互为共构的可能？本内特的想法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要将文化看做是特定历史上的一套内在于制度的管理关系，而在这些关系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成为改造的目标，而文化本身，就是逐渐增强的社会管理化过程的一部分。阅读他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福柯对他的影响。本内特重新理解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将现代新式的权力与封建形式的权力关系分离开来，从而呼吁知识分子们制订一套积极的制度网络。和福柯一样，本内特认为文化是“治安”(police)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而积极的文化之都网络不仅可以丰富市民的生活，更可以增加国家的软实力。从“治安”的角度上来说，本内特又将文化制度引入到社群——并进一步引申到博物馆——之中。在18世纪以前，文化的治安的主要作用是在精英人物之间建立网络，并让普通民众感受到那种排斥的力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各个公共博物馆的前身，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这些机构都是宣扬王权的工具，在启蒙时代来临以后，艺术的智性活动才成为培养公民计划的一部分。

本文节选自托尼·本内特的文章《文化与政策》。本内特是支持福柯和葛兰西的观点的，但他又超越了所谓“文化霸权”的理论论述，进一步认为文化的这种“治安功能”必须要通过构建相应的场域才能完成。在他的观点中，19世纪的视觉艺术的教化功能直接依赖于公共博物馆的产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特定的文化需要构建与这种文化相关的文化区域，并构建特定的行为规范。在这一连串的论述中，本内特再次讨论了个性和管理、批评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一、审美个性和文化行政管理

无线电研究项目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社会研究项目，旨在研究大众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可以说，重申那几次争论（关于文化政策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些争论把对历史先例的讨论融入到了“文化”与“政策”的关系研究之中。其最贴切的类比，可能发生于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的应用社会研究（applied social research）传统的争论之间。尤其是是保罗·扎拉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其试图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理论——期间，他主管的无线电研究项目（the Radio Research Project）最能代表美国应用社会研究传统。其研究内部的张力在阿多诺那些暴躁的言论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回想他对扎拉斯菲尔德的强烈反对，我们可以看出：“他（阿多诺）应该追求更高的实证精度，也就是’文化可能就是不能’在精神层面上被测量’”(cited in Jay 1973: 222)。阿多诺在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种在美学领域和官僚估算及测量的需求之间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阿多诺讨论了文化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如果这种关系的局限在于：破解这种关系的方法终究会被这自相矛盾的关系所破，那么我们就要用无与伦比的灵敏度去确定这一关系的历史依据。阿多诺坚决要保留住这自相矛盾的两面，并拒绝使用明确将两面对立起来的这一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拒绝从更高级的、辩证综合的历史生成的角度来突出它们的困扰。对于阿多诺来说，文化和管理，虽然很大程度上它们可能是对立的，但它们仍然在具体的历史交互的模式下系统的与对方缠绕在一起，这是它们无法逃脱的。

霍克海默（左前方），阿多诺（右前方）与哈贝马斯（背景右方）, 1965年摄于海德堡。

这其中所描述的两者之间张力，阿多诺在文章肇始说的非常清楚：

无论是谁，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提到文化的同时也就提到了行政管理。很多事物的联合缺少一个共有的名称——比如哲学和宗教，科学和艺术，行为方式和习俗——最后，是一个单独的词“文化”，从行政管理的视角，泄露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的任务，是去聚集、分配、评估和安排…

然而，与此同时，根据德国的观点，文化和行政管理是相对立的。文化期望站的更高，更纯粹，是不能沾染有任何策略或技艺考虑的、不可触及的东西。用专业的话来讲，这样的思路参考了文化的自主性。在某些流行的观点中，文化甚至和人格概念联系起来。文化被看做是纯粹人性的显现，而忽略了它在社会中实际能起到的作用。

(Adorno 1991: 93)

这种共构和无法逃离的张力的感觉（当文化被规划和被管理的时候，文化就遭受了损伤，但是同样的，当文化“只是考虑自身问题的时候，威胁到的就不仅是其可能失去该有的效果，更可能威胁到它生存的根本）布满了阿多诺的整篇文章，并随着分析的进展而变得更加复杂。阿多诺认为，文化与行政管理都存在于在对方的准则中：

行政管理对文化做出的要求是至关他律的：文化——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化——都由非内在的准则为其衡量标准，这一准则与文化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从某些外部强加的抽象标准中而来；而与此同时，行政管理——据其自身的规定和性质——必须竭力拒绝成为该种文化内在品质问题的一部分。所谓的内在品质问题，是把事物本身的真理看做是普遍客观依据。这种行政管理权限膨胀到了一定程度，其观点就违背了准则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一般普遍性。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只要文化还被考虑在内，行政管理就永远无法规训对象的内在属性（比如，一件艺术作品的品质）和文化巧合。

在“价值的有效性是如此可疑的事”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内部被”划上了“严格的”界限。“由于其不受物质生产的计划和行政管理手段”的束缚，故当“文化作为一个实体本身被加冕”时，其被看做是“完全无用的”，而这反射和嘲笑了“对价值的纯粹有效性的信心”。与此同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行政管理绝对是艺术可能性的先决条件。

要求文化的创造者从行政管理过程中退出并与其保持距离是不可实现的。这不仅会剥夺文化创造者谋生的手段，也削弱了艺术作品和社会之间的每一个影响、每一次接触。如果一套完整的系统不希望走向腐朽，那行政管理就是不可或缺的。

(1991: 103)

可以看出，艺术“公然谴责任何机构的和官方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依赖于官方和机构的支持。正如行政管理已入侵到精神生活一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用他们的气血镌刻高层管理的国际宣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诗人。

图片1960年哈贝马斯在演讲

但是，当阿多诺彻底意识到其描述的制度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超越这一局限的方法。与此同时，他认为以下的一组关系是不存在的：在这其中文化将不是对行政管理及官僚合理性的批判，而是建立在这之上；文化不能找到逃脱日常实用形式的方法，而日常实用形式在呈现自己以替代文化。阿多诺认为，我们能抱有的最好的期望就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行政管理实践是在“康德哲学意义上成熟和富有意义的”，会展示一个“自相矛盾的自觉意识及其后果”。在这里，当阿多诺明确展望他对文化政策的想象之时，他的想法越靠近他的文章结尾就越清晰。阿多诺表明，名符其实的文化政策，会尊重它所管理的活动的具体内容。这种文化政策必须建立在一个对矛盾的自觉认同上，这一矛盾内化于一个实践领域的规划应用上，而这种实践从其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是反对这种规划的。且其必须将这种反抗意识发展到一个处于其自身极限的批评认知上。实事求是的讲，这意味着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意识到：当行政管理在承认其需要“可耻的专家形象”的时候必须“必须宣布放弃自己”。

当然，阿多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立场可能会招致的反对，故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排练，尤其是“那臭名昭著的指控认为，专家的判断仍然是一个专家的判断，而因此忽略了社群。从这里，用流行用语来说，公共机构接受了专家的命令”。（111）但即便如此，专家也是唯一的可以在行政管理的世界（the world of administration）里代表文化的客观规律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他（对于此类专家，阿多诺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有识之士”）的专业技能是唯一有能力保护文化事务不受市场（在今天毫不犹豫的毁坏着文化）和民主（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反对公共本身）的危害的力量。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阿多诺在结束他对于文化和行政管理之间关系的表述的时候，暗示到自由民主社会仍给个人留有余地，并以此解除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的控制。“无论是谁，批判性的和坚定自觉地运用行政管理的方法”，他建议，在他允许他自己留下的那一线希望里，“这一机构就仍然有可能意识到一些可能会与单纯的行政管理文化所不同的东西”。然而，在这一语境下，“谁”并不是一个像其看上去那样的开放的类别，实际上阿多诺已经把这一类别缩小到“专家”了，审美的个性化本身有能力以超过其价值的名义在行政管理领域内开展行动，而一个孤独的历史演员，在文化的青睐下，寻求平息这种矛盾，却注定要被这矛盾所伤害。

就阿多诺的智识构成和历史经验来来说，很容易看出他为什么会趋向这种类型的结论。然而，同样清晰的是，这一立场已经不再——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站得住脚了。因为从其实际效果来说，由于美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偏见，阿多诺的理论相当于不计后果的偏袒那些艺术行政管理形式，这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成功质疑了战后时期。正如同行专家所述，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评价标准和程序中，那些用“卓越”来修辞的批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且此类批评是在民主准则的授权下使用、传播和进行文化授权的。而从阿多诺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民主准则的权力是在名符其实的文化政策下由开明的管理者去衡量和限定的。在这期间，除少数的复古唯美主义者之外，让阿多诺的立场是相当站不住脚的，是在政策程序和话语以及学术争论中，文化已经被相对化了。并且，除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这种相对化也没有让阿多诺预言的可怕后果成真。

在他的文章中，阿多诺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他所支持的文化的立场正在为他让出一席之地。“对文化概念的否认”，他写到，“本身就在筹备之中”。他暗示这必然包含着批评的死亡，以及文化自治的失败。

最终，批评正在消亡，因为批评精神就好像一台顺利运行的机器里面的沙子一样让人讨厌，而这台机器，已经逐渐成为文化的模型。批评的精神如今被视为是过时的、不负责任且没有价值的，就像纸上谈兵一样。

(1991: 107)

然而，事实正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不留遗憾的将文化当做一种工业，并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承认美学属性形式仅仅是这一工业中的一个特定的细分市场，所以我们才可以说文化和其余事物一样是生活的一种细分形式，我们才可以允许在支出竞争格局方式中，在管理形式中、在有待争议的支持中，在它们对不同公众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的评估中提出并追问与文化政策相关的问题。而在这过程中，我们作为孤独者被文化和管理的矛盾紧紧钳住，却不会受到伤害。也不是说如果如果这意味着要采用特定的政策和行政管理安排来完成任务，那批评的死亡就成为了必然，因为——从一定的角度来说——这类批评本身没有达到规定的政治和文化的目标，或者因为它们是矛盾的技术缺陷。反过来说，如果这意味着批评的死亡（批评的死亡是指从阿多诺文化这一立场出发所进行的活动，而批评本身超越了这一立场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不必哀悼它的逝去。批评家在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与其它成千上万文化工作者所共同分享的专业条件”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块高地。Andrew Ross曾主张(Ross 1990)，这不是哀叹的理由。相反的是，在这种远离二律背反的文化领域工作的学院知识分子越少，他们的分析被架空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在那些知识分子自己看来，这种分析给了他们一个特殊的许可证，让他们除非自己愿意，就永远不用与其余知识分子共事。

196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内的教育活动

二、社群、文化和治理

O’Regan在描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政策方式的区别的时候，他所依据的是一个“社群”的概念。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参与到政府政策制定之中，从弱势的接受者或者那些被这些政策排除在外的人的角度来说，自下而上的政策旨在保卫或去修复社群”。相反的，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后者的角度来说，目标“不再是帮助修复那些在操纵性社交和文化项目中幸存并与之抵抗的社群，或是为他们庆祝；自上而下的政策更愿意采纳许多有必要的社群干预，并认识到这些社群本身是政策的副产品”。我认为这一两极化构建所遗漏的是一些更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O’Regan在他的总结构想中有所提及，考虑到乍一看，这些问题似乎是社群的“自下而上”主张的的本土化形式，并时常从社群的特定政府构建中生发出来，并成为其一部分。但是，这种对立当然不是O’Regan造出来的。相反的是，这一对立印刻在社群概念的历史之中，关于这一点，Raymond Williams曾提到，社群是一个如此“热忱又具有说服力”的词汇，不管是什么扮演了“非社群”的角色，都会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语言上被这种对比的简单力量所孤立、抽离和分隔。这一声明，在被描述为是一个正式、抽象和工具化关系领域的时候，在与“社群的更直接、更全面和因此更有意义的关系”的对比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现的尤其糟糕。

伊朗国家博物馆为年轻观众出版的手册

无论何时，当“社群”被带入到这一辩论中，那么我们就需要警惕这一事实：它带来了复杂的历史含义，这些含义已经在当代的用法中逐渐沉淀了下来——社群指反对特权地位阶层的普通社群；社群；社群是从普通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共同身份——这暗示着一种谴责，谴责任何被构建为是社群对立面的东西。一些博物馆和社群关系的当代论争会显示出“社群”这一术语的修辞的力量是怎么运作的。在这些论争中，站在社群一方的人提到了博物馆通过鼓励社群参与、掌控博物馆的项目而为社群赋权。这种“博物馆是发现和塑造社群观念——让其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和目的——的工具”的观点，已经被发展为博物馆批评的早期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将博物馆的身份定义在教学层面。如此，生态博物馆的理想在于构建一个明确的突破和批判“自上而下”模式的博物馆。这种模式认为博物馆有责任去引导其社群，并转型一个更为交互的博物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社群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从协作的角度上成为博物馆的合作者。这一协作“从设立初始就是为了去保证’共同学习’和完全的共同参与”，它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群的发展”。(Hubert, cited in Poulot 1994: 66)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为讨论博物馆与观众、市民或公众的关系而提到博物馆的管理词汇，看上去好像是具有抽象相关性的，就好像治理或政府领域用外部和强迫的形式对博物馆加以规训，而这些形式对社群的创意文化生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心生抗拒。

然而，正是在治理实践范围内，“社群”才所获得了这种矛盾的价值，这一价值是由政府的培育所存在，但与此同时也站在政府的对立面。Poulot在其生态博物馆运动的讨论中所述的观点，就是一个描述这种悖论的生动的例子。Poulot主张，生态博物馆运动的特征，在于博物馆本身与其对边缘文化的保存与展示的联系之中，而这种边缘文化将早期的民间博物馆和户外博物馆运动描述为一种社群发展、社群授权和社群控制的概念。正如Poulot说的，生态博物馆“关注于促进社群的自我发掘和发展”(Poulot 1994: 75)，“其目标不是要获取知识，而是要获得交流”（76），比起表现来说，其更注重参与——最主要的是，生态博物馆探寻的是让它的观众参与到社会进程之中（78）。比起卓越的文化，生态博物馆更关注在日常之中。但是，Poulot仍然坚持，不管生态博物馆的项目与其余更传统的博物馆形式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同，它本质上也是由相似的市民心声所驱动的。即使有些项目不能普遍的适用于普罗社群，但是它们用更专注的方式与特殊地域所定义下的社群的需要相联系。他认为，生态博物馆象征着“市民教育学”的一种形式，目的是用一个更有组织性和更自觉的方式，让市民了解并参与到其文化之中。生态博物馆通过为社群提供上述资源，培养其作为“社群”的一部分的自我认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Poulot建议，最好把生态博物馆看做是“一种政府资助的公共工程项目”，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公民的“文化发展”的方案。

蒙特利尔生态博物馆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以下做法是一种误导：把博物馆和社群放在一边，而把创意放在另外一边；把文化发展“自下而上”的过程放在一边，而把政府或治理（作为“自上而下”的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力和强迫形式）放在另外一边。然而，很多涉及社群的表达可能暗含着对政府和治理关系的更为抽象的批评。站在生态博物馆背后的东西恰恰就是治理的行为——政府设立了这些博物馆，并且培训了其中的工作人员，为文化材料的展览制定新的准则，并在实际安排中主持相关工作，在一个区域内组织和构建社群，并以上述方式给社群提供支持，让社群获得更多的知识并在其共享的文化中承担管理的角色，让其有能力作为社群本身而进行自我发展。这并非是否认区域存在的现实，或者更普遍的说，并非要去否认外在及独立于特定政府项目的特定社会群体的存在——不论这些社会群体是博物馆、社群发展的项目或者是社群艺术项目。我也不是要去暗示社群被构建和想象为是受限于这种治理实践的——这和我的实际想法离得很远。我要说的，是社群在政府范围之外无法运转，而不是政府可以被构建为是与社群敌对的“他者”。用当代文化争论的话来说，当“社群”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作为政府复杂领域一部分的治理手段也存在了问题。在这一复杂领域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的观点与那些社会运动结为同盟，共同转到政策的机构化和话语领域里，并抛弃那些所有的理论推演。这些理论推演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对立来说，构建了文化与政治领域和文化与政策领域的关系。那么，从一个准确的文化政策的分析角度来看，我们就要警惕这些相互作用的模式。但是也因此，一个准备充足的、有文化政策考虑在内的实践参与需要警惕这一事实：“为了社群”可能也意味着要通过政府的许可，并要与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