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王璜生老师的《美术馆的收藏策略(上)》(原载王璜生著《新美术馆:观念、策略与实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作者从收藏的区域性概念、收藏策略与资源配置、收藏的方向性、收藏的历史观念与学术态度、藏品的区域性与经典性、收藏的学术准备与敏感性、收藏管理制度、收藏的社会服务性,以及当代艺术收藏与文化性等九个方面,结合多年的美术馆管理经验阐述美术馆应当采取的收藏策略。
美术馆的收藏策略(上)
文|王璜生
收藏是美术馆最基本且永久性的文化工程,我们在谈美术馆的收藏策略之前,需要厘清美术馆的基本功能、收藏职责两者历史文化的整体关系。
第一,文化是一个有上下文联系的整体,收藏应注重文化的整体性。美术馆最基本的职责是收藏和保护文化遗产,那么,何谓文化遗产?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遗产可以泛指所有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存在物,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狭义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可能被收藏和展现于博物馆、美术馆之中的,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具有文化史意义的艺术品或艺术文本。也就是说,我们关注、收藏和研究的不应只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精品,而应该是一组与历史文化相关的、与“事件”“活动”“生存状态”等有联系的艺术文本。
当然,艺术精品具有文化文本的意义,它可能是文化文本浓缩的精华或标的的高度。但是,对以收藏和保护文化遗产为职责的博物馆、美术馆来说,只考虑艺术精品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文化和历史是一个整体,文化的意义也应在这样的系统中产生。因此,收藏既应重视艺术精品及其价值意义,更要注重藏品的序列关系以及相关的艺术文本的完整性,从而才可能显现艺术与历史的真实性。
第二,文化并不是历史资料的叠加和静态的观照,而应具有人文的温度和情怀。美术馆的收藏只满足于艺术史各环节的衔接和视觉的欣赏是不够的,收藏除了文化的整体性之外,需要有强烈的文化关怀和文化意识于其中,也就是说应该具有文化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感。收藏的出发点决定了藏品的意义,而静态的藏品也因文化的关注而凸现和丰富其应有的意义。因此,收藏是对一段历史的负责,是以文化的责任收藏历史。
第三,以文化的眼光和情怀重新解读藏品,凸现藏品的文化意义。藏品是静态的,而对藏品的解读和使用却是动态的,这些对藏品的研究及策展的应用,将在文化的关怀之下获得广阔的天地和深层的价值,藏品也将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构成整体的意义。在这里,一方面是挖掘藏品自身深层而独特的内涵;另一方面将延伸和重构藏品在一种文化场景中的意义。以文化关怀的态度来对待藏品,使深藏于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回到社会,回到历史。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落到美术馆的收藏策略与具体工作上来。
一、收藏的区域性概念
一个美术馆的收藏应该立足于某个区域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国家级美术馆还是地方性美术馆,它都面对着一个区域的文化问题。当然,像卢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等,它们都有一种宏观的区域概念及世界意识。但是从我们现在新的博物馆、美术馆发展方向及理论方向来讲,区域性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美术馆在观念、意识到实操、经费等很多方面,都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们的立足点应该首先放在区域的文化现象研究及收藏上,尤其是我们很多地方美术馆,应该对本地区的美术历史负有收藏、保护、研究的责任。处于一个区域,关注与开展对这一区域的美术文化的收藏,这是相对有利,同时也是其他地方不可复制的。

图1:江苏常熟美术馆
除了收藏艺术作品之外,还应高度重视与区域文化形象相关、与艺术作品相关联的文献资料的收藏。就像江苏常熟美术馆(庞薰琹美术馆),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美术馆,但是,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庞薰琹的家乡公共文化机构,馆内收藏了庞薰琹较多的作品及文献资料,包括他的书信、手稿、照片、活动记录和剪报等。庞薰琹存世的作品不是很多,因此,这一系列的文献资料就显得更加珍贵了,对研究庞薰琹的艺术及人生是必不可少的。常熟美术馆(庞薰琹美术馆)也一直坚持做庞薰琹先生的研究及资料整理工作。再如广东美术馆在建馆之初,得到了岭南画派研究专家兼艺术家黄志坚老师家属的捐赠,收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近现代特别是广东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献资料,包括杂志、画集、文集、手稿、画片等等。同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的资料室移交给广东美术馆一大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广东美术特别是展览的资料文献,都非常珍贵。因此,广东美术馆专门设立了美术资料室,其不仅体现了广东美术馆高度重视区域文化及基础工作的建设,也为美术馆的展览及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服务。国内很多研究近现代美术的专家都光顾和使用过我们的资料室,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国际上的学者也关注并支持我们的资料室,如国际上著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专家、教授鹤田武良先生生前还将他所藏的与中国美术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部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我们不仅将这些重要的捐赠以专室、专柜等形式突出陈列存放,还编辑出版目录、书录等,提供给国内外专业研究人员使用。后来,随着发展,我们将资料室改进并建成为“人文图书馆”,为学者服务,也为社会公众服务,完善了美术馆的公共服务功能。

图2: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夫妇
在这方面,开放、服务的意识最为重要,因为很多文献资料还没得到真正的整理及研究。以往博物馆行业的规则,资料的第一次公开往往是有所有权问题的,因此,大量博物馆、美术馆未公开的资料,一般是不对外的,也是被冻结起来的。博物馆、美术馆自己的研究整理能力有限,但是又不愿意对外开放与合作,因此,很多艺术史问题在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展开和深入研究。
收藏的区域性问题,除了在艺术作品收藏方面高度重视本土的艺术现象,如本土的重要艺术家、主要作品,以及对本土艺术史构成意义的作品与文献之外,对于区域性收藏的概念,还有另外的表述及特点。区域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本土性,区域性更是指向区域的文化特点或艺术问题,如关注某个区域独特的文化现象或少被关注的现象、特点等。收藏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策略,有些机遇可能能够及时抓住,或者有意识地去建构而慢慢形成一个美术馆的收藏方向。德国巧克力大王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1925—1996年)有一批很重要的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路德维希的收藏非常丰富,在世界各地所建的路德维希分馆大概有9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有意识地将不同类型及流派的艺术藏品安排在不同的分馆里,在这些馆建立起不同区域间各具特色的艺术收藏品,并有意识地不断完善其特色收藏及艺术史现象研究基础工作。他带领团队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主要是东欧现当代的作品。他们可能认为中国是一个跟特定时期东欧政治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的国度,东欧的艺术其实也代表一个类型、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与艺术史现象,因此,他们将这批东欧作品相对集中地放在中国。虽然路德维希先生及智囊团专家的考虑很有文化眼光及策略,但是不一定对得上中国的具体文化需求,中国美术馆的考虑是中国文化界及公众对东欧的美术了解比较少,中国急需的是能够收藏一些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师级作品,更应该重视像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年)、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1923—1997年)等一些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后来,杨力舟馆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结果收到了好几件毕加索与其他大师的作品,这些大师作品之后也成了宣传路德维希捐赠中国美术馆作品的主要聚光点。

图3: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
而路德维希捐赠给德国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美国的波普艺术作品,这是考虑到路德维希博物馆主要收集德国现当代艺术,特别是表现主义的作品。总而言之,这种区域性的关注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个美术馆在收藏定位方面的策略性考虑和学术上的特色。
二、收藏策略与资源配置
从对文化现象的收藏、研究的基点去探寻一个美术馆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可能会更有效地建立自身的特色。现在中国的美术馆,基本都是近现代的,大家都集中于近现代的美术问题研究及作品收藏,都在关注甚至抢那些美术史上的主要艺术家及作品的研究与收藏,好像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自己的馆有较响亮的名声和较大的影响,但是,相互之间没有方向性的工作分工及区域划分,因此也没有各自的特色与重点。
譬如在广州,现在有广州艺术博物院和广东美术馆两个主要的官方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前身为1930年代建立的广州美术院,当时广州市长是朱光,他不仅将自己的一些重要藏品捐献给广州美术馆,而且,作为市长,他能够筹措更多的资金、找到更多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这为广州美术馆建立起了非常丰富厚实的收藏体系。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藏品主要是明清时期的,而其镇博物院之宝是宋代文同的经典作品《墨竹图》。到了近期,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开展了很多近现代的收藏,尤其是在广东美术馆1997年落成之前,他们对本土近现代艺术家作品的收藏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还为几位重要画家及收藏家设立了专馆。而广东美术馆建成时间较晚,起步低,资源也比较紧张,社会竞争非常激烈。1996年我入职筹建中的广东美术馆时,只有13件李桦先生的版画藏品,收藏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那么,同在广州,作为同样以近现代为特质的广东美术馆,能否与广州艺术博物院有适当的专业细分及重点区分,并且对艺术资源包括收藏对象、作品、文献资料等科学配置合理互补,这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收藏如果没有科学的文化策略和较好的分工互补,就可能彼此抵消各自的特点。

图4:李桦《怒吼吧!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广东美术馆面对这样的现实,甚至可说是某种劣势,故一直在思考如何较快地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体系及藏品特色,因此就有了以下“收藏不在于全而在于有方向性”和“收藏是一种对待历史与学术的态度”的经验之谈。
三、收藏不在于全而在于有方向性
收藏不在于全,不在于大,而在于有方向性、专题性、有为学术研究而准备的可能性,这是我的经验和经历所悟。上面谈过,1996年广东美术馆起步的时候藏品几乎是零,之前都是忙于整个美术馆的基建工作,很多老艺术家曾经谈过要将作品捐给广东美术馆,但是一直没有落实,也没人手去做具体的对接工作。最典型的是李桦先生,他是广东人,对广东的美术建设念念于心,表示其作品要捐赠给广东。当时广东美术馆还在规划中,美协领导与李桦先生讲:“再等等,广东美术馆建好后我们会以优越的条件保存您的作品。”但是,李桦先生忽然在1994年走了,他的作品很多也留在了中央美术学院,连同他版画作品的原版。广东美术界的领导这才意识到遗憾,花了一些收藏费请中央美术学院帮忙在李桦先生木刻原版上印制了13件,这就是广东美术馆的第一批藏品。
而在这个时间段,广州美术馆筹建新馆,改名广州艺术博物院,他们向著名的老艺术家发出邀请,希望老艺术家捐赠相当数量的作品,他们会在新馆中为艺术家设立专馆,有部分老艺术家及收藏家同意了他们的收藏方案。这样,广东的不少重要艺术家的较全面而完整的作品,要不被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了,要不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或深圳(深圳政府为著名艺术家关山月先生建了以关山月命名的美术馆,关山月的大部分作品都入藏其中),这对刚刚起步的广东美术馆来讲,是颇为严峻的现实。广东美术馆起步晚,资金又有限,更不像广州市与深圳市有政府介入,因此,其面临着很为难、尴尬的现实。

图5:关山月《江南塞北天边雁》,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藏
我在1996年3月到广东美术馆工作,一方面协助林抗生馆长草拟美术馆的发展定位、学术方向、功能设定、管理制度等文本;另一方面就是筹备广东美术馆开馆的展览,这同时涉及收藏工作的开展。开展收藏工作,面临了上面谈到的那些无奈的现状。有些重要的老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或主要的已经捐赠出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还是慢慢地找到了突破口,或者说是发挥了我们的学术优势去开展工作。譬如我们去与廖冰兄先生谈收藏,他几乎各时期代表性作品都准备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作为他个人专馆的长期陈列之用。这样,如果我们继续挖他的系列作品,很难形成较有规模、较有特色的收藏。但是,我们在与老先生的交流中,无意间聊到他手头还有一批1947年到1949年香港时期的漫画原稿。当年,他在香港是一位著名的漫画专栏画家,也是香港左派艺术团体“人间画会”的骨干。他几乎每天要为几家报纸创作两三组(件)时事漫画,对1940年代末这一特殊时期国内、国际等时事发表有态度的意见,作品立场鲜明,形象造型生动且通俗幽默。漫画原稿是很珍贵的,上面还保留了很多其他的信息,如创作的过程及修改、给什么报社、发表时的尺寸是多少、具体的时间要求等等。这批作品大约有三四百件,并一直相对完整地保留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我请求老先生将这批漫画作品全部放在我们馆里,以利于将来的研究。我觉得,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收藏,如果代表性的作品不可能拿到,或者不可能较完整地拿到他一生发展历程各个时期的作品,那么,我们如果能够重点争取到他的一个重要时期、重要节点、有着重要特点的作品,这也是很有学术意义及很有策略的事。廖冰兄先生这批相关时期的漫画原稿就是这样,今后如果要研究廖冰兄的艺术历程,研究他的漫画,包括他的政治文化经历与态度,这批相对完整的特殊时期的漫画作品是绕不开的,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终于,广东美术馆得到廖老的支持,收藏到了这批漫画作品,而且,廖老还被我们的真诚与学术专业态度打动,翻箱倒柜地又找出了他不同时期的部分作品,一并捐赠给我们。这样,广东美术馆就不仅有了廖老香港时期这批重要而相对集中完整的漫画原稿,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且,还有了他不同历史阶段的部分作品,包括后期的彩墨作品,使我们今后对廖冰兄先生艺术及人生的研究有了独特的基础。之后不久,我们马上投入到廖冰兄在香港时期的漫画研究,还请了馆外的专家参与,完成了“廖冰兄香港时期漫画”的展览及专题性的图书出版。

图6:廖冰兄《寒夜梦》,广东美术馆藏
其上是一种策略性的收藏方式,此外还有当年杨之光先生作品收藏的案例,也体现了广东美术馆在夹缝中的收藏策略。杨之光先生是新中国成立时期重要的人物画家,他在1990年代将一百九十多件代表性的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另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为他设立了专馆,他捐赠了三百件左右的作品。这样,他家里主要的作品几乎都捐献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与他探讨作品捐赠与收藏时,发现他作为主题性创作的重要艺术家,在那个盛行主题性创作的历史年代,每一次创作都是一个大工程,从深入生活、访贫问苦、速写写生,到一次次的构图色彩实验、人物造型锤炼等等,积累了大量的习作、素材、草稿等,这些还在他家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收藏突破口,一般来讲,对这类手稿大家还很不重视,而恰恰这些是追溯一位重要的主题性创作艺术家最本质的视觉材料,更何况,杨之光先生对艺术史产生影响的就是这样的数量不少的主题创作作品,如《一辈子第一回》、《雪夜送饭》、《红日照征途》、《不灭的明灯》、《矿山新兵》等等。因此,我们最后谈成了这一大批创作手稿的收藏,凡是涉及创作的任何草稿、文字、试验品、小纸片等,广东美术馆都收进来了。当然,我们也会努力争取到杨之光先生与专题创作相关的其他作品,也包括创作作品的变体画、未完成稿等等。他为了画《矿山新兵》,到矿山去深入生活,画了很多不同女矿工的形象,之后回来综合创作,画草稿、构图实验、剪辑拼接等等。在创作《红日照征途》,画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他不知画了多少稿,试验着不同的水墨关系、色彩感觉等,就连作品中的植物,他也有不少速写稿及笔墨的试验稿。这些对研究那个时代艺术家对待创作与生活的态度和对主题性创作的执着精神,甚至从美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探讨那个时代的艺术状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素材及文本。当这批草图资料作品收藏进美术馆后,我们也开始进行整理、研究、写作、展览,做出了一个“创作与生活:杨之光”研究展,我撰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研究杨之光先生作品手稿素材与那个时代主题性创作及深入生活等的关系。

图7:杨之光《矿山新兵》,中国美术馆藏

图8:杨之光《煤矿新兵》(《矿山新兵》构图实验稿),广东美术馆藏
四、收藏是一种对待历史与学术的态度
一个美术馆的收藏,往往也体现着美术馆的学术立场与历史态度,而不是一窝蜂地去争抢红人、名人的东西,以得到红人、名人的东西为荣耀。收藏面对的是历史,而历史往往会因为某些原因被遮蔽、遗忘,忽视很多真正的、有意义的东西,包括艺术家,而我们美术馆的收藏,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与方式来介入历史本质的还原,介入艺术史的重新发现与建构,这同时涉及的是一个美术馆对待学术的认知与态度。
广东美术馆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当年考察过程中的大量石刻拓片及部分摄影、绘画、笔记等进行了收藏,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广东美术馆对历史、艺术史进行考量及自身美术馆学术定位而做出的决定。做此决定前,当年首先犹豫的是,作为以现当代艺术为特性的广东美术馆,有没有必要收藏 2000余件古代石刻图像拓片?其次,作为立足于区域性的广东美术馆,有没有必要收藏发生在西北的艺术事件的相关作品与资料?不过,很快我们从更宏观的历史认知与学术判断角度,认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现代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其中不仅具有中国1940年代特定战争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学、人类学、边区及文物考察的文化特性,而且体现着在国难民艰、国将不国的紧要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与人文情怀,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长期以来,这样的历史事件与相关的艺术家被遮蔽、被遗忘了。也正因为被遗忘,才使得这么多的珍贵历史文物与资料会以机遇性的方式“撞”上广东美术馆。对这批拓片、摄影、绘画等的收藏,更可能体现美术馆从学术考量的角度及历史人文立场的角度所应有的作为。
因此,我们收藏了这批作品、物件等,并组织学者,包括当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的后人,进行整理与研究,并通过调借作品资料、联合相关学术机构等,于2005年做成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展”。还出版了同名系列画册,一共出了六册:《论述文本》,主要是研究性文章及当年的考察笔记、资料文本等;《历史图版》,包括当年考察过程照片、文物拍摄图像,甚至途中的邮戳、票据、清单等;《艺术图版》,是当年他们艺术考察期间的风物、人物等的绘画写生以及测绘图等;还有几册是折页形式,如考察团行程路线手绘全图、唐十八陵考察手绘全图等,还发现一册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经费会计报表,可以了解到他们当时使用了多少钱,每一天的开销费用,每一天能领到多少钱以及怎么使用,怎样购买相关物品,等等。这些都是珍贵且有意思的资料文献。

图9:广东美术馆编《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六十周年纪念图集:艺术图版》封面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灵魂人物是王子云先生。他早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后来从事中国古代雕塑史研究。“七七事变”使国土沦陷,无数珍贵文化遗产面临破坏。刚刚从法国回来的王子云立即上书国民政府,呼吁对珍贵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了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团足迹遍及川、陕、豫、甘、青,踏访考察无数古墓、古寺、山窟、洞穴。每到一处,考古队便对文物进行了抢救式的复制、拓印、照相以及速写摹画,抢救性发掘了诸多国宝。1942年,一行人去敦煌考察莫高窟千佛洞佛教艺术,临摹壁画,并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与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王子云被错划为“右派”,他在1956年写成并已排印的书稿《中国美术简史》也丢失了。而长期以来对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及功绩,也因种种原因,几乎被遮蔽、被遗忘。因此,广东美术馆对这批考察团留下的成果高度重视,做了大量的挖掘、整理、研究及出版工作,这其实是对一种历史的收藏与敬意,对一种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的致敬,也体现着具有人文立场与品格的美术馆的文化态度。

图10: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合影,左二为王子云
编辑:黄碧赫 孙小蕊
设计:孙小蕊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