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已经四十天有余。经历了初期从众恐慌、道义愤怒、无用羞耻和工作焦虑的同时，作为艺术领域的一个参与和观察者，也时刻在关注艺术家、学者和机构的反应。疫情爆发，艺术界相对沉默。或认为艺术无力，又认为不合时宜。灾难不同于其他社会事件，公共信息领域寸土寸金、分秒必争。因此，个人或机构表面的沉默，其背后都可能是一份自抑下沉甸甸的无用焦虑。
但是，在多数人无能为力的一线疫情之外，中国社会和人类整体还面临着随瘟疫爆发且更复杂的威胁。华裔男子在佛罗伦萨街头寻求世界放下对中国人的偏见；全民对医务人员遭受非公正待遇的悲愤，致使政府公信力的一次崩溃；关于封城带来的生命政治、政体议论也在典型群体的遭遇下成为热点；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民族主义以及反全球化主张又再升温。对国际道义、社会正义、生命权益的维护，以及文化、历史层面的人类命运思考，与这次灾难整体的扩散、控制都息息相关。而无论关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命运，还是全球范围的种族歧视、性别偏见，以及国家层面的特殊治理与人权争议，一直都是艺术致力于实验和改变的领域。当它们集中地爆发在一次疫情面前，艺术界内部大范围的虚无论调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
种族主义情绪随着病毒扩散在世界范围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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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为与公共美术馆
作为早已公认在意识形态和资本干预下失效的公共领域，传统的新闻报刊业在这次疫情中恢复表面活力，尽管迥异的“新闻理想”无可避免地充斥其中。自媒体的崛起，个体言论的舆论化，对于刺激整个媒体行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起彼伏的真假新闻争议和“404”竞跑中，线上媒体建构的社会公共领域激起了这次疫情的平行浪潮。
投身其中的，也有艺术类媒体。有媒体临时加入社会新闻报道的队伍，也有平台直接组织募捐或义拍，或是策划艺术史角度的灾难专题作为回应。尽管少数艺术媒体以上述方式发声，但大多数选择沉默。艺术媒体以报道艺术动态为本职工作，疫情对于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相较其他行业的特别之处，甚至不是最突出的几个领域。此前有媒体发文分析“为何国际艺术媒体对中国疫情毫无反应”，并比较于此前香港事件，认为其“对符号化的意识形态的热情，远超越对人类生态本体的关注”。而自省我们在此次人类生态危机面前，又何尝不是步态迟缓。
趋于沉默的背后，也有很多无奈。艺术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直达公众，艺术媒体的读者也基本局限于艺术界内部。这原是一个旧话题。不乏有艺术家在疫情期间表达对艺术思想力的怀疑，并最终走向对自身局限性和孤独感的认同。当我们去懊恼并疾呼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或同样对“艺术是否有用”进行追问，却较少关注全面关闭的公共美术馆在沟通艺术和危机社会之间的可能作为。这从具体的事件上再次反映了美术馆与艺术家、媒体和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同面向社会的有效合作机制。美术馆和其他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这层关系缺失，先于美术馆和公众的关系而存在，并成为后者松动的一个原因。
美术馆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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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空间
与“云端”状态
全社会需要做的是救人。救医院里感染的患者，救社会上受到恐吓的大众，以及救对艺术抱有信念、对公共文化空间怀有信任的众人。相较于艺术家、艺术媒体，作为公共性空间的美术馆与“人”有更直接的联系。任何具体角色的艺术工作者，以及对艺术有诉求的社会公众，都是聚集在美术馆这个空间里的个体或群体。无论是艺术家和学者的思考，艺术媒体人的报道，还是社会公众的倾诉，都在寻求应对灾难的自救和互救策略上对美术馆能够提供的公共性空间产生需求。
瘟疫横行时，物理性聚集成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首要避讳，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公共空间祛除了一些假象。对美术馆而言，这个假象可能恰恰是往日展览上的打卡人流和公共活动看似座位紧张的现场。没有了物理空间和实体媒介，美术馆在灾难性事件中的组织力表现更符合对其公共职能的真实考察。作为当下一种特别的社会公共生活情境，美术馆寄予自身担任起这个时代公共领域组织者之一的希望。但假如这一希望仅仅依托于美术馆展览与活动现场的人流，便不啻为一种自我欺瞒。
正是因为公共领域的形态允许流动性和虚拟化，美术馆、图书馆、剧院等在提供有限的艺术作品、书籍和演出之外，可以更大范围发挥组织文化生活和政治意见交流的作用。因此，当中国社会的日常应急性地走向“云端”，美术馆的公共职能并没有真正受到限制。
疫情期间的线上虚拟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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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职能：
虚拟体验还是意见分享
在疫情期间，发布线上数字看展和浏览藏品的渠道，集人力物力研发跨媒体艺术体验和网络艺术课程，都体现了美术馆对社会公众的责任。这也是大多数美术馆在“云复工”后的积极实践。但是，这样整齐的动作是否将美术馆实体空间的职能和作为社会性公共空间的职能混为一谈？面对当下特殊的人类生存状态，把精力用于追求如临其境的展览虚拟体验还是针对当前现实去进行意见分享，代表了美术馆对空间职能的不同认识。
突发的疫情像一只巨手将国内美术馆推向了紧急发展虚拟展览技术的情境和热潮中，甚至于预测跨媒体的虚拟展览将以当下为起点成为未来展览的主流形态。一方面，如果瘟疫的传播助长了美术馆认为虚拟体验会成为美术馆的明天，则恐怕是这次疫情带给我们在公共文化生活领域最大的威胁之一。是否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疫情之后都要走向线上虚拟的极端？另一方面，虚拟是一种技术辅助和补充体验，在数字存档的功能上也有显著优势。但它既不是实体展览的替代，也不应该作为最主要的线上内容去生产和传播。相较于线下，美术馆的线上内容承担着向更大范围的公众传递信息、价值和组织意见交流的公共职能。更具社会性、时事性和策略性。
艺术和美术馆关心什么，一直以来并不被大众普遍认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一切“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由于语境的缺失或滞后，艺术的作为常被大众认为异于日常或过于抽象。与此同时的，是美术馆在很大一部分公众那里被景观化。当艺术关心的人类历史、生态危机、政治与文化分歧等随着瘟疫扩散，在每个人身边以具体事件爆发，这使得艺术的思考、美术馆的职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过去被误会的处境，可以作为关切人类现实的具体战略被需要。此时，美术馆是否合时宜地与大众就当下最迫切的灾难情形真诚沟通，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发声的仅是一些流于形式的创作，被误冠以艺术之名并通过非专业渠道传播于社会，其代价甚至可能是整个艺术界在灾难历史上被标记为“无所作为”。
生态和社会危机下的城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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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艺术信念者身于何处
不仅是政府、医疗和媒体，没有哪个领域不在灾难中经受考验。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了国内艺术界很大的压力。致使艺术工作者和美术馆行动迟缓的一部分原因，也有对作品过分的偏执。面对紧急情形，对艺术形式的过分考虑其实并非必要。相较于作品逐新，现实关切、人性探究、历史思辨以及投身言论与思想自由，才是艺术、艺术工作者和公众共处于由美术馆组织的公共性空间的实质。
美术馆可以是灾难面前的避身之处，不是以虚拟体验去避开生存现实，而是尽力使人避开走向不自知的更广阔的危险。因为人们在灾难前对价值的认识有所区别，所以创造意见分享的线上空间，使物理隔离区别于精神囚禁；因为公众有求知和心理重建诉求，则联合科学文化艺术学界整体之力，使学者、艺术家和公众一同尝试解决；因为种族主义蔓延，可以借合作的国际艺术界资源，向国际社会传递真相和态度；因为信息与言路受阻，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为信息和言论增加一个公开渠道；因为人性的真实也受到限制，所以支持人们在这里表达孤独、失望和恐惧；一切与人真实的灾难和遭遇相关的，混乱和意外，都得到倾诉；驱散“艺术无用”的虚妄论调，使艺术和思考改变世界的实验还能继续。
这仍旧是一个美术馆如何看待“人”的问题，只是此时的追问在灾难威胁面前变成了“救人”。美术馆作为一个社会内部并且联系外部的公共性空间，是否关心众人在这次追寻人类命运时的去向？同处公共领域，有良知的新闻媒体向它的追随者提供真相，图书馆为它的读者和作者提供历史、思想。假如想一想，美术馆面向的公众、抱艺术信念者栖身何处？依靠什么去对抗、镇定和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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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冉旭，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编辑：姚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