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术馆学”系列讲座

新美术馆学系列讲座第7 讲

主题：记忆的困惑——关于特殊时期美术馆收藏工作的思考

讲者：陆思培

第七讲的讲者陆思培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关注美术馆的批判性实践，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中心研究员。近期，我们看到很多美术馆在疫情下展开的新尝试或反思，但更多的是展览层面中呈现方式和交互方式的思考。陆思培的讲座将针对特殊时期收藏工作的思考，分析国内外美术馆在特殊时期时开展收藏工作的角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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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困惑——关于特殊时期美术馆收藏工作的思考》讲座回放

讲座回顾

疫情期间，国内外各类机构除了举办线上展览、讲座等活动之外，还进行了不少“征集类”活动，既包括和特殊时期有关的实物收藏行为，也包括针对疫情期间生活与创作的征集与分享。征集的对象包括艺术家、策展人等机构内外从业者以及公众参与者等。在网络成为主导力量、个人建档及分享方式灵活应变的当下，机构主导的这类征集不再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记忆，但也因其特殊的物质性、汇聚性和言说方式使得不同时刻、不同位置的视域能够获得同时展示，彰显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及开辟针对当下社会状况的讨论空间，即使存在限制与缺席。“藏品”/“作品”形式所赋予的时间感具有承载并反射社会语境变化的潜力，同时也存在许多陷阱，本次分享也试图对此作出一些介绍和回应，并延伸至美术馆学相关领域的讨论。

对当下事件进行反应而专门建立的收藏属于当代收藏，目的是收集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实物和档案资料，书写当代史。以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为例，2014年，V&A将“快速反应收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列为日常工作，并设置专门的展厅对藏品进行展示。例如，其中一项收藏是2016年英国讨论退出欧盟时脱欧派的宣传材料。当时脱欧一派的人声称如果把英国支付给欧盟的大量预算转而投入到英国医疗系统中，将对英国的发展更有利。这个说辞成为宣传英国脱欧的一个响亮口号，即使其可行性及政治修辞遭到质疑。

“快速反应收藏”面向当下，虽以“快速”为名，但仍需一定的反应时间和流程判定藏品及推进收藏之后的展示、阐释工作。由于这类收藏并非意在判定“经典”及建立固定史观，收藏行为只是一个起点，将随着现实的变化更新关于自身的叙述、带动公共讨论。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快速反应收藏策略。图片来自V&A网站

V&A在疫情期间的“快速反应收藏”工作包含公开征集，同时鼓励梳理性的、带有编辑性质的写作，发掘寻常物在不同时期的意义，若编辑执笔，则会特别围绕馆藏挖掘历史内涵和相关视觉呈现。一篇关于“阳台”的文章介绍隔离在家的意大利人将阳台作为社交场所，把酒杯绑在竹竿上来和邻居碰杯喝酒。文章反思了疫情期间空间的使用与管制，探讨严格的外出政策对拥有不同空间资产的人来说可能影响会很不一样——有花园有阳台甚至乡间小屋的人可以时常呼吸新鲜空气，但生活在狭小公寓内的人却无法拥有出门的条件。文章同时引用了沃克·埃文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所拍摄的美国南方农村景象中有关阳台的照片。埃文斯对乡土建筑颇有兴趣，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阳台也是进行公共言说的政治场域，这一点，身处疫情之中的我们也许会很有共鸣。作者的分析从生活体验入手，逐渐深入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同时突出物的装饰风格及美学考量，从多种角度铺陈开“阳台”这一概念。

纵观疫情期间影响较大的机构征集和公共讨论工作，其策展倾向是对原有工作的转化，建立在平日的工作基础之上。例如，爱尔兰摄影美术馆的“大隔离”摄影征集项目基于数年的工作经验，通过社交平台Instagram征集照片、影像、绘画、流行语、生存策略等，同时联合英国、芬兰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影像机构合作。机构同时采用社会档案的思路，将收集到的材料列入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新冠疫情网络档案收藏计划。再如，持续探索自身与社区关系的广州扉美术馆联合其他机构及媒体发起名为“回家”的全民创作展，既发掘居家生活改造空间的智慧，也呈现因种种原因无家可回之人的生存状态。苏格兰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没有开展特别的征集活动，但基于日常工作中与艺术家的深入工作、以艺术作品开启议题讨论及机构在社区的沟通经验，成功申请到伦敦当代艺术协会和Frieze联合提供的作品收藏资助，收藏了艺术家拉比娅·乔杜里（RabiyaChoudhry）的三件作品，将在场馆重开后展出，一方面帮助机构带动公共讨论，另一方面也是帮助年轻艺术家度过困境。

这些工作以人的经历与感受出发，涉及“参与”，但工作参照的尺度实质却是以物为核心，以物的变化、流通为载体汇聚事件的诸多内涵，发掘人的意识如何在与物的互动中生成，关注物的能动性而非将之视为人的附属物，在博物馆学、美术馆学及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有关讨论中并不鲜见。例如，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提出物的社会生命史是物的本体组成部分，伊戈尔·科比托夫的物的传记理论研究物的制造、材料、使用、交换、流转、改变、毁灭等过程如何与社会语境互相建构。[i]以这样的视野工作，要求策划工作纳入不同的观点，同时对日常展览及一般收藏的诠释及时更新，而不仅仅针对特殊时期的收藏。

“以创作回应隔离”征集。图片来自Bertha Dochouse网站

COVID-19长期口述史计划。图片来自INPUI Arts & Humanities Institute网站

特殊时期的收藏强调个人故事、多样化、公共参与，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书写当代史，其陷阱之一，是将个体经历抽象化为一般经验，或反过来，以抽象概念遮蔽个体经验，呈现经过“参与”话语包装后的有限叙述。规定主题而缺乏广泛参与面的征集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遮蔽个体因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精神状况、年龄、网络使用能力等因素而受到的不同影响，或者使个体成为意识形态论述的材料，服务于某种“知识”或“记忆”。因此，机构的策略与研究工作至关重要，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开放性的框架，在能够诉说的范围内尽量松动视角，探索不同渠道将物件的多种维度向外传递。在征集阶段串联线索、挖掘叙事角度，在展示阶段以建立公共沟通为核心思考，采用展览以外的多种表达方式，而非囿于藏品陈列，在视觉盘点之外结合田野考察、口述历史等方式进行厚描；可能需要放弃对“客观”的执念、承认有限的视野和机构作为发声主体的作者身份，并显影、联动其他发声主体。例如，艺术家作为个体对当下状况的反应以及创作，也许能够与机构的收藏与策展工作形成某种交集、创造可视的空间，形成另类的档案。这些创作不仅在当下有抢救性记录的意义（如艾未未组织录制的汶川地震遇害学生姓名的作品《念》、此次疫情期间微信公众号“手机玩我”的主题记录、援助平台“受困的人”等），从艺术的角度表达无奈、戏谑感与生存智慧（如高灵自2013年起组织的回应雾霾状况的面罩设计征集项目“大雾”），也在绵延的尺度上推动对于人的生存、人与万物共存关系的思考（如陈友桐在非典之后对微生物的探索及相关艺术实践）。

陷阱之二，是参与、倾听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例如，参与者的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改了主意，不愿意公开资料，或者在重新讲述的过程中因再次触碰过往经历的细节而感到痛苦。不少实践机构和学术讨论提出具体章程以使征集工作更为专业，而非仅仅颁发捐赠证书。例如，交流和对话应贯穿征集、展示过程的始终，明确实践的目的、工作范围、初步的展示和维护策略等执行的形式，让参与者知晓征集物使用的方法与归属，并有随时退出的权利。同时，应与当地应灾部门、心理咨询服务等相关专业机构配合，保证收藏工作的安全。针对特别创作的征集物，还应支付合理报酬。对于网络社交平台的实时材料，如何处理“有害信息”的边界，等等。[ii]

陷阱之三，是以对待“过去之物”的心态对待征集物。特殊时期爆发的社会及生态的问题、个体的心理状况并不止于特殊时期的结束。在收尾及纪念的心态之外，还能以何种方式工作？现在的征集工作能够对未来的灾害形成何种帮助？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气候变暖等问题将使病毒传播更加容易，极端天气也将越来越常见，在一个新闻事件压过另一个新闻事件当下，个人遭遇、物的流动可以如何显影事件之间的联系、增加感知的维度？

[i]可参考：Gosden C. and Y. Marshall. 1999. 'The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World Archaeology, vol 31, no 2:169-178；Arjun Appadurai.1986.The Social Life of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Dudley, Sandra; Barnes, Amy Jane; Binnie, Jennifer;Petrov, Julia and Walklate, Jennifer eds.2011.The Thing aboutMuseums: Objects and Experience, Representation and Contestation.Abingdon:Routledge.

[ii]如英国博物馆协会在疫情期间对于机构实践的介绍（https://www.museumsassociation.org/museums-journal/news-analysis/03042020-how-are-museums-collecting-covid-19），伦敦交通博物馆推出的当代收藏案例介绍（https://blog.ltmuseum.co.uk/2020/03/31/contemporary-collecting-an-ethical-toolkit-for-museum-practitioners/）等。

问答环节

提问一：美术馆的选择和微信在筛选作品和关注点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

答：故事确实可以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不过，当下的困境是可见的言说太少，因此开启更多空间、讲述本身是重要的，我想任何评估应该要考虑到这个背景，并联系自身与其他叙述者的关系和网络。“净化”在任何视域都在发生，每个实践者也在找自己的方法。如果将展览建构价值、生产意义的过程看作是流动的，[i]则可以进行很多开放的工作来进行修补，对自身立场对于社会状况的影响保持警惕与反思，并为公众提供研究工具。我在分享中提及的“陷阱”也是回应相关问题。

提问二：关于美术馆对于“特殊时期”展品的阐释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如何向公众阐释一个较为个人化的作品？

答：除了刚刚分享中所介绍的，我想直接推荐一些案例可能对回答这个问题更有帮助，如V&A的展览“Disobedient Objects”，汇聚事件中的不同参与方共同形成展览叙述，保留认识差异，并在展览进程中随着不同事件的变化更改阐释内容、增加展品。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机构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和立场来和个人经验对话很重要。同时，可以关注地方博物馆、城市博物馆/档案馆在结合个人经历与社会语境、应对缺席等方面的做法。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以个体或具体议题为核心的机构，比如布赖顿的普通人博物馆、香港的民间博物馆，这样的实践对于你问的个人化的视角呈现可能有更多探索。

提问三：这段时间美国有多家博物馆由于对待“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态度不明确遭到批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修正自身做法。请问你对这种特殊时期的行动之下的博物馆表态和行动有什么看法呢？

答：对于美术馆、博物馆的发声和行动我认为值得尊重，除了在公共教育的层面作出许多重大变革（如拆除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刻画贩奴者的公共雕塑或对艺术作品历史背景进行更多阐释），还迫使机构回应关于殖民史、赞助来源（例如赞助企业是否在“洗绿”过程中实行环境种族主义）等牵扯机构工作机制与作为的讨论。其实这些议题很早就提出了，这次运动产生了更多行动力。另外，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响应，这场运动和它若涉及的议题不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促进了结合本地语境的针对警察系统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反思，以及如何指认“国家”整体面貌下的多义性，因此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发声自然也加入到这些行动中，也显现出殖民与种族问题成因与表现的种种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机构的行动方法都是一致的，除了立场表达与政策改变（如增加有色人种的雇员比例），还有完善艺术作品的阐释方式（如指认画作中所刻画的解放者与建国者同时也是奴隶主与压迫者）、创造连接以及体现在工作细节中的多种方式（展览的视角、与艺术家合作的方式、如何决定收藏）。我还没有做足够研究，值得分享的其他“看法”还不多，例如多样化的雇员环境是装饰还是真的造成发声机制改变、个体机构的历史沿革及所处的社会结构如何对它的决定造成影响，等等。从作为观众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更关心自身与事件的关系，能以何种方式行动，比如多了解运动的背景以及相关议题在周遭语境中的体现，因此我注意到有些机构会结合自身工作梳理本地区相关议题的历史脉络，讨论有关的藏品，提供各种学习资源，我从中受益很多。

[i]Hein, Hilde. 2000.TheMuseum in Transition: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ton, DC:Smithso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