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术馆学”系列讲座

第三期新美术馆学系列讲座的主讲人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璜生教授，为我们带来名为“学术自觉与思想实验：美术馆的文化策略”的分享。王教授介绍了什么是文化策略，并从其所长期实践的广东美术馆和中央美院美术馆具体案例来展开，探讨如何通过美术馆功能责职与文化特点来进行策略思考，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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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觉与思想实验：美术馆的文化策略》讲座回放

讲座报道

首先王教授从国家的文化策略层面例举了几个有意思的案例：法国马尔罗时期的“文化民主化”与“无墙美术馆”,以及“新浪潮”，到之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立及文化形象的转型；英国的文化政策与“YBA”(英国青年艺术）；美国战后的艺术品税收政策的变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的政策变化及意义以及“塞拉诺事件”、“梅普勒素斯事件”等；中国的文化政策也出台不少，谈到了中国的文化与艺术赞助减税免税政策及其落实的可能性以及近几年中国文化部的美术馆藏品精品展出季。随后王教授以自身的经历分享了其对于美术馆文化策略的思考。美术馆有它自身的专业职能与学术规范,需要有独立的文化思考与运作,需要一些文化的自律;而同时,不同的时间节点和阶段,不同的文化现场,也需要不同的策略考量。因此在制定美术馆文化策略方面要考虑这几个因素：时间—空间、区城文化—国际文化、当下—历史、人才—现实。在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美术馆所处的文化现场，一方面在当时,国内美术馆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全国绝大多数美术馆都是“群艺馆”、“展览馆”的性质,充斥着大量的家属员工,没有具体经费,没有专业标准,而社会上很多有识学者对当年的美术馆体制大有看法及诸多批评。另一方面，广东一直以来市民文化的意识非常强大,知识分子的所谓力量,或者文化的意识是相对薄弱,甚至很容易被消解的。针对这些文化现场，王教授当时提出的有以下一些文化策略：1、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带动美术馆展览、公共教育与收藏等一系列其他的相关工作,或者以此来建构广东美术馆的形象,以此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目标。2、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一种文化态度,它将是一个庸俗的展览场所,或者只是一个政治的传声筒,这是当年广东美术馆一直在回避、避免的。广东美术馆在“学术自觉与自主”层面开展的第一个议题,是介入艺术史的研究,并寻找艺术史上“失踪者”的踪迹。在1997年开馆之后,广东美术馆开始推动学术研究和相关工作,包括强调以独立的文化精神、知识态度重新审视和发掘艺术史问题,并先后策划了“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上半叶广东美术专题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因60周年纪念畏”等历史性研究专题展。3、独立精神,直面当代。2000年左右的中国艺术现场,国内很多官方美术馆对当代艺术仍然是极力回避的,广东的当代意识较为单薄,难成氛围与气候。但是当代文化中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即它所浸透的独立的思想与批判意识对中国现实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广东美术馆在“学术自觉与自主”层面开展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对当代艺术以及当代前沿文化的介入与推动。广州三年展的出现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文本与展览资鉴，让广东美术馆一下子成为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而且通过这样的展览确立了中国官方的美术馆对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建构，通过藏品去体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意义。广东美术馆的文化策略是,通过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术建设上,唤醒学术的力量,并用学术的力量去倡导独立的文化精神跟文化品格。

首届广州三年展策展人巫鸿、冯博一、王璜生在开幕式上

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图录

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展厅现场

2009年的北京,有着和广东完全不同的文化艺术生态。前者一方面是体制内艺术的轰轰烈烈,另一方面是体制外当代艺术的日益发展。这种多面性也体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与艺术氛围当中。中央美术学院在红色图像、经典美术、官方主流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号召性、引领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美术学院处于美术新潮风口浪尖,很多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也参与了新潮运动或艺术的实验,它跟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中央美术学院的发展步伐与战略思考是具有策略性和阶段性的。1、规范管理,体糸化运作。2009年,中央美院美术馆新馆建成,迁入不到一年,美术馆整体建设仍然处于起步甚至很多方面是空白的阶段。因此，包括从部门的设置到运作的规范,小到签作品合同的规范性、典藏的库房的清理、归类纷乱的账目问题、档案的重新建立,还有相关的公共教育的开展等一系列工作,都必须事无巨细的规范化、体系化。2、发挥学院学术力量,藏品是历史的见证物。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历史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系统整理、考证、研究、论述。例如王教授在此期间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学校的研究学者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北平艺专的系列研究，对中央美院百年历史的梳理。3、思想的实验与实践,作为公共领域的美术馆。在中央美术学院,已经不再需要像广东美术馆那样学术的普及性与当代艺术的针对性工作,学术的自主与自觉,以及当代文化已经根植于美院的知识系统与氛围之中。一个新的战略重点在于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学识、思想的广度。中央美院美术馆在创建学术品牌及战略构想时提出了“思想实验室”概念,在做CAFAM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双年展的时候,思想的前赡性是展览策划的考量,以思想的实验与实践为出发点去构造话題,衍生思想,激发思想的碰撞与实验。

第二届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海报

第二届CAFAM双年展“策展机制与美术馆”开放式研讨会

第三届CAFAM双年展“协商谱系考”

问答环节

问题1：疫情中的美术馆需要做哪些改变？

我刚才多次谈到这次疫情为美术馆提出了新的课题。现阶段大家比较多地考虑与实践线上展览及活动工作，但是，作为美术馆，它的现场性是非常重要的，美术馆跟阅读、看画册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在于它的现场性。艺术作品需要在一个具体现场里面给人面对面的精神和气息上的交流。而在疫情期间，我们开始思考线上美术馆的可能，这种新的可能性是我们美术馆应该去思考，线上展览会缺乏作品的现场性以及具体性的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线上及新媒介的特殊性的问题。线上展览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场展览的复制，而更应该具有它的独立性、新的创造性。因此，线上展览应该去考虑很多新的技术上的可能，还有独立性、自足性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机构，比如说尤伦斯艺术中心等，他们开始做一些跟艺术家、音乐家的结合，通过特殊的公众媒介，包括快手、抖音等等，来做一些新的线上活动。这些新的有创意的活动，很有开拓性，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应该朝着这方面去做努力，这也是在疫情期间向美术馆提出的新的要求。

问题2：疫情期间美术馆的复兴和策划活动，应该如何平衡疫情之后观众的心理因素以及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呢？

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公众及整个社会，已经有很多心理因素在发生变化，这些心理因素在疫情之后或者在疫情期间都会对文化需求有所期待，期待文化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心理、修复创伤，及生命的表达等等。美术馆应该去关注这些人群需求的深层呼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意义深远的课题。在上个阶段，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曾经讨论过，我们是不是组织相关的展览或者活动来进行与疫情有关联的心理治疗，以及疫情之后心理需求的平衡等等，需要找到相应的展览及艺术活动方式。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机构在做一些小型活动，体现疫期中的心理关怀与生命关怀。疫情是很沉重的，那么我们在疫情面前，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化解或者对相关问题新的思考，这是值得去努力的。

问题3：想听王老师聊一聊，美院美术馆对大众艺术教育的影响？

美院本来就是一个艺术教育机构，但它可能比较偏向于艺术专业的教育，不过任何专业的艺术教育也都同时非常重视大众文化教育。当然美院的美术馆跟公共美术馆在大众教育方面的侧重点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和在广东美术馆，这两个机构的公共教育工作方式是会有所不同有所侧重的。在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做了大量的以及具有普及性、开放性的活动，涉及到很多领域。特别是做了非常多的儿童美术教育，通过儿童美术教育，带动大人、家庭走进美术馆。但是在中央美院，儿童美术教育相对做得比较少和谨慎，而更多地强调特殊教育、社区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这在于中央美院美术馆是一个前沿艺术的实验基地，这样的实验性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互动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引导，才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有些年龄太小的公众，可能会在实验性太强的作品面前有一种茫然等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加强在高校范围里大学生的美术互动与公共教育工作，而另一方面，尝试着做一些特殊人群、特殊工作方式等的艺术教育工作，包括对孤儿、外来工子弟、特殊人群如聋哑人等等，收到不错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根据不同的美术馆，不同的性质来思考的公共教育工作的。

问题4：在现在的国家文化政策下，怎么样对性别和平等进行恰当的讨论？

国家的文化政策对性别平等问题还是有比较多的讨论，也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我个人认为，对性别及平等问题，我们自身的学术界主动开展讨论相对不是太多。这种不是太多，主要是我们文化界对性别问题的观念与理解不像西方那么激烈，对于性别平等问题的讨论相对来讲不会像西方那样觉得问题那么大。也就是说，性别文化意识相对比较平和。但是，我认为，随着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别问题也变得很复杂很多样性，现在也不仅仅是男性女性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同性、变性、双性、中性、多性等等的问题，研究这样的现象与问题跟当下社会及文化之间所形成的新的关系，这些都很值得去研究与面对。关键是，性别文化的讨论，我们需要开放、宽容、多元价值观等的文化态度，非常期待大家有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问题5：在广东市民艺术的大环境下可以有效的推进前卫艺术吗？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广东美术馆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也是作出了很好的实践。因为广东美术馆就是在这样市民艺术活跃的大环境中，极大的普及及推动了前卫艺术的生根与发展，也能够获得市民们的认同并且参与，激发起市民们对于前沿文化问题的兴趣。我更希望用前沿文化、前沿艺术，而不是用前卫，“前卫”好像很有革命斗志一样的，用“前沿”比较温和一点。

问题6：互联网真的能够作为公共领域去承担职责吗？在这种情况中缺少读者和编者的互动，媒介仅仅只是一个消费品，关于这一点是不是还存在一些疑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多层面的，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品，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作用是非常丰富的，也可以是很多元的，当然也有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充当着一种知识传播与理论表达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更为松散、零星的火花式东西。但我觉得社会文化是多层面的，有一些在公共领域非常火花、非常闪光的东西，或者意见很多元的表达等，同时，它也需要一些深层的、专业性的研究，以形成文化的积累与知识的建构。我们不应该过多的怀疑与苛求互联网，其实任何东西都有其多面性，而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如何去参与其中，做出我们自身的当下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