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共构中的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研讨会纪要”（上）。原载《新美术馆学》（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美术馆正在从寻求生存而重实际运营的层面，开始步入探索其社会功能及知识生产的阶段。“新美术馆学”的提出顺应了国际博物馆界及当代文化理论领域的“新博物馆学”和“新机构主义”思潮，并试图发展中国自己的话语和前沿理论。以《新美术馆学》系列文辑和丛书出版为契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邀请诸多美术馆学界重要学者，围绕“新美术馆学”的观念、空间、制度和实践进行研讨，向观众阐释何谓“新美术馆学”及它给机构批评、机构实践所带来的启发。

“共构中的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研讨会纪要（上）

时间：2021年12月25日下午14:00

地点：腾讯会议（线上）

学术主持：王璜生，《新美术馆学》主编、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

出席嘉宾：何桂彦，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卢迎华，艺术史家、策展人、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

刘希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沈森，《新美术馆学》执行主编

尤洋，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

图1：“共构中的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研讨会海报

王璜生：

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共同主办“其构中的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将围绕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开展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以及对“新美术馆学”相关的思考展开话题。“新美术馆学”的提出已有两年左右的时间，2019年，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在广州美术学院成立，标志着“新美术馆学”从理论转向实体科研机构。接下来，我将简单概括一下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的相关工作。

首先是《新美术馆学》（第1辑）的出版。这本文集是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它是长期的、具有刊物性质的出版物。《新美术馆学》围绕观念与思辨、空间与生产机构与制度、在场与实践等方面来展开讨论。在第一辑中，汇集了不少海内外优秀的青年学者，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次是《新美术馆学研究》丛书，该丛书包括研究专著和翻译专著。第一本是刘希言老师在2021年9月出版的专著，这本专著从艺术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论方面展开研究。第二本是我自己的《新美术馆：观念、策略与实操》，主要围绕我在“新美术馆学”以及近几年来在理论上的思考展开论述。

图2：王璜生《新美术馆：观念、策略与实操》封面

上述两个版块形成了“刊物”和“丛书”的研究体系，旨在从专题研究、视觉表达、展陈设计等方面，形成“新美术馆学”的新视觉、新理论、新思辨和新实践。

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开展了十余场系列论坛。我们开展的论坛次数有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近两年疫情影响;二是我们也想用新的传播和学术研讨方式来开展“新美术馆学”的研究传播和社会讨论;三是我们非常强调实践。接下来我们将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共同组织策划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将从“在选题上考虑东南亚和中国的文化关系”这一角度切入，讨论策展、研究区域文化与全球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在新的空间里思考策展、呈现和讨论的方式，尝试从“新美术馆学”研究的实践中去开展工作。

在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上，将有一系列的策展方式。此前推出的“友谊精神与女性宣言展”，与刘博智先生合作开展对缅甸文化的研究，以“联谊”与“穿针引线”勾勒东南亚的艺术生态，开展了丰富的讨论，前几天、我们还开展参与式艺术的讨论。1月4日至6日，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将组织一场大型国际论坛，吸引一批东南亚学者与艺术家共同参与。

图3：“友谊精神”展艺术家和工作人员合影

我们不断积累相关工作经验，也在不断思考。在工作的开展和思考中，我们也不断地对“新美术馆学”提出一些重点问题。

在我个人的认知里，“新美术馆学”特别提出了“对人、空间、机制的思考和关注”，因为中国的美术馆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人、空间以及机制的新角度进行思考。个人认为，“新美术馆学”是一种新文化，或者是更偏向文化视野和更开放的理论，它并不是比较成形的或已经非常明确的理论表述，更多的是倡导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开拓、创造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尽管美术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或者美术馆整个制度建设和专业建设还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具有更前瞻的思考、批判、开拓和创造的精神。

近期，我参加了中间美术馆举办的“美术馆2050”第四届年度论坛，发现很多年轻学者对美术馆相关问题秉持着批评精神和质疑精神，而且有很多新的思考，非常可贵。但在“新美术馆学”思考的过程中，需要面对消解与建构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反思、质疑、批判已有的美术馆机制和文化概念，但是又如何在新的批判、消解过程中去建构“新美术馆学”相关的理论、文化、思想和观念?“新美术馆学”既面对一种宏大的、批判性的文化舆论话题，同时又强调参与到平视化的、大众化的实践中去。比如我们关注“人”的问题，它是宏大的话题，是放在当下更为大众化、舆论化的文化情景中来思考人和美术馆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种跨学科的、跨界的、多学科的文化视野，这是目前当代文化非常强调的层面。美术馆本体性的问题如何在转换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呢?是在多学科的视野里慢慢消解它自己?这种消解是好，还是不好，未来会怎么样?在新美术馆的实践里，多学科、跨学科已经介入，原来的美术馆操作方式、呈现方式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

最后是关于体制批判或者批判实践。一方面，作为美术馆人，在美术馆巨大的体制下，我们在做体制的批判以及和艺术家、学者共同进行文化批判实践，做“新美术馆学”相关理论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会很不自觉地进入体制化，在体制化的过程中，如何努力去建构“新美术馆学”体制?这是极为矛盾的课题。

因此，我非常期待今天的讨论，一是对于我们在“新美术馆学做过的工作，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二是抛砖引玉，将我们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思考，因此这个话题叫“共构中的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希望在场的专家们发表高见以及进行相关的讨论。先请李公明教授谈谈!

李公明：

谢谢璜生，前面的开题非常好。我想起多年前，璜生还在主持广东美术馆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组织策划下也办了一本关于美术馆的刊物，先后由几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进入美术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机缘。从当年的“美术馆”到“新美术馆学”，的确是很重要的时代性飞跃。无论是关于美术馆知识结构的理论生产还是美术馆在生产实践中与理论关系的研讨，进入“新美术馆学是值得庆贺的进步。璜生刚才所讲的，我非常赞成，特别是在当今美术馆事业面临急速发展和变化的语境中，能够把“新美术馆学”的批判性，特别是体制批判等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我觉得非重要，也非常难得。

来开会之前，我抓紧时间看了刚出的《新美术馆学》（第1辑），来不及全部看，只看了几篇文章。我今天的发言，主要针对在阅读过程中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与各位一起讨论。

图4：《新美术馆学》（第1辑）封面

第一，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讲，这一期的《卷首语》、璜生和沈森对公众历史责任的论述、沈森关于博物馆批判和彼得·弗格(Peter Vergo)《新博物馆学》理论的介绍，构成了相当不错的理论平台。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新美术馆学”的继承、发展、理论资源的思考以及应该具有的鲜明旗帜和立场等的论述，是很关键的基础版块。在《卷首语》中，我注意到王璜生提出的三个方面：一是“新美术馆学”与传统美术馆学的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推陈出新和继续开拓、继续拓宽的；二是“新美术馆学”必须具有开放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三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提得非常好。另外，文章还提到“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式美术馆前沿的研究平台”，应该注意“中国式”这个提法，我的理解是要针对中国现实语境展开美术馆的前沿研究。

第二，在王璜生和沈森写的关于“历史责任”这篇文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公开性”的概念在当代的中国仍然有待实现，意思是说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在《卷首语》中也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如果在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再补充一点，我建议可以把关于中国国情中的“新美术馆学”研究作为第四个方面，会更有利于加强对中国式的“新美术馆学”在现实语境中的立场态度和方法的思考。特别令我感到振奋的是，在这篇《卷首语》结尾部分特别提出了“学术独立、思想开放、理论创新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美术史系的系训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现在这里提出的是“思想开放”，都是同样的意思。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坚守这样的基本态度，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原则，是对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新美术馆学”的历史责任》这篇文章里面，王璜生和沈森提出制度批判和权力反思，谈到了权力空间和权力消解、体制批判和批判反思的问题，把“新美术馆学”看作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武器”，这相当重要。因为如果谈“新美术馆学”的历史责任，离开了开放性、批判性，实际上无法跟上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文化思想形态的多元化研究议题。

图5：《新美术馆学》（第1辑）内页

第三，沈森从拉丁美洲新博物馆与英国新博物馆的差异入手来谈博物馆的批判性，是关于“新美术馆学”理论和历史的溯源研究，虽然因为篇幅受限而未及充分展开，但这是很有必要的理论历史梳理工作。文中突出论述的三个问题——目的论、存在问题和使命与现实，我认为把握得比较好。这三个方面最后都落实到“新美术馆学”的批判性，尤其是新的权力分享问题、自由讨论问题、民主化问题、公开性问题，这些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都旗帜鲜明地提出来了。

从这三篇文章来看，我感觉到“新美术馆学”的开端在理论性、研究视角和立场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在目前发展的情境和语境中，应该充分肯定。

另外，我想起曾经阅读过马斯汀的《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他提出的一些理论方法与王璜生和沈森文章里面所谈的大方向和原则基本一样。当然由于国情、语境和学科发展的不同，马斯汀在《导言》中提出的六种要点中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仍未深入思考或表述过的，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图6：马斯汀主编《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英文版封面

第一，美术馆、博物馆的生产其实是一种“社会技术”，它的表现形式是“文化打包”。“文化打包”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最终的落脚点是社会消费，从社会技术、文化打包到艺术消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马斯汀认为新博物馆要解构的就是这种包装和打包后的消费，更重要的是新博物馆要寻求的是愿意改变现状的有批判性的消费者。我觉得这种对公共交流和消费对象的期待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理论和现实应该紧密结合。马斯汀说新博物馆不单要关注博物馆对外公开发表的文献或声明，更要关注如何使内部运作公开化，他认为这是对真假透明性、公开性和分享权力的考验。所谓的公共化、民主化，必须从对内部运作的真正公开化做起。

第三，马斯汀还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承认对立、揭露矛盾，千万不要把新博物馆又变成社会控制的新形式”虽然语境不同，但是这些理论对我们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在这里我就想到璜生在《卷首语》中谈到的“中国式美术馆前沿”命题，很有现实针对性。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有许多文章提出讨论的例子，特别是批判性的例子，来自外国的比较多，对于本土经验、本土问题、本土事件的批评性论述和反思比较少。其实所谓中国国情、中国方式本来就是多年来主流媒体不断强调的议题，既然如此,“新美术馆学”当然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失去理论探讨的勇气。

接下来再谈谈《新美术馆学》（第1辑）中的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杜慧珍的《记忆之场:权力分享的公众叙事与美术馆》，这题目非常有意义，而且她提到的问题都很实际。其中说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项目，是武汉疫情数字博物馆。对此我完全不了解，她说这个项目收到20万份公众发来的信息，她对这些信息在数字博物馆机构内部是怎样运作、选择、最后如何展示等问题很感兴趣,主办单位在项目说明里并没有把审查、遴选与最后展示的机制充分地、公开地讲清楚，所以她和项目负责人联系，但是目前还有很多情况是不知道的。她在评述中提到一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集体记忆书写的多方话语权、公众自发叙事的约束、审查和遴选机制的民主问题、新媒体与新的权力形式关系等。我认为在当下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面对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比方说疫情等，新美术馆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才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所宣称的公开化、透明化、民主性的理想，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

我想起在19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曾经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摄影作品《移民母亲》是该项目最著名、传播最久的一张照片。但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当年该项目收集了多少张纪实摄影照片呢?根据现在知道的数据，有27.2万张照片被收藏在国会档案馆，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是全部，甚至只是不到一半，根据统计只有45%的照片进入了档案收藏。那么请问其他的55%去了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学者发现档案保存的照片的文字说明和原来现场拍摄人记录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其中就隐匿了关于种族等信息。这就是杜慧珍这篇文章所讲到的，一个大型项目的海量信息，经组织机构的审查、选择、最后进入历史档案，这个过程如果不民主，不透明，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图7：多萝西娅·兰格《移民母亲》，1936年

第二篇是刘希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从一个展览空间的陈列方式来看，是统一的类型还是错位的类型，不同的类型之间有复杂多变的关系，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是公共性、民主性的政治议题。刘希言的结论很清晰、很明确:统一的类型是对传统绝对化话语权的延续，是对国家合法性工具的论证;而错位的类型推动的是新的主体，新的主体创造的是一种差异性、公共性和民主性。文章里面没有写出来的潜台词，按照我的理解那就是通过错位消解旧的统一、旧的权威，因此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她所用的案例都是外国的案例，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以弄清楚其中谈到的错位和统一的空间陈列案例是否都符合她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图8：刘希言《建构与思辨：艺术博物馆陈列方法论研究》封面

第三篇是胡斌的文章，这应该不是新写的，印象中他以前谈过。该文论述的是黄专对徐坦“关键词”项目的讨论，虽然文章的切入点是展览和出版物的关系，但关键是出版物。当代艺术中以对话作为公开交流的形式与最后的出版文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何呈现出真实的历史文献记录，他的切入点在这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意义还在于揭示出当代艺术对话的思想性与艺术的视觉性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既矛盾又相互促进的关系?有没有一种既置身于艺术的边界，但是又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前沿性。

我近两年特别关注历史图像学，这篇文章的议题也很有启发性。历史图像学不仅仅要面对过去旧的图像材料，还需要面对今天海量的图像信息以及相关的文字文本。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图像学必须具有面对未来的开放性，那么当代艺术在对话中产生的思想性、知识性与图像所提供的视觉性的混合是否同样可以作为历史的证据呢?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讨论的议题所包含的复杂性和挑战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9：徐坦《关键词词典》封面

匆匆谈完我对《新美术馆学》（第1辑）的阅读感受，我觉得这本刊物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开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从目前的版块构成来讲，还缺少翻译这一块，因此我希望以后会更关注国外的新博物馆、新美术馆理论的最新发展。另外，国外新博物馆的实践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就简单谈这些。谢谢大家!

王璜生:

公明老师的关注点及解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在研究“新美术馆学”或美术馆的理论和实践应该以什么方式切入和思考，这一点不仅仅是停留在美术馆。公明老师能够解读很多超越美术馆具体内涵的内容，这恰恰是“新美术馆学”最大的魅力。在美术馆新的理论思考和文化实践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不只是展览和美术馆，要讨论的不仅是一种继承的艺术史，还有更开放的内容。

刚才公明老师谈到翻译的问题，我们这一期被删掉了几篇翻译内容，因为我们一直没办法解决版权问题，因此最后不得不割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也会努力让后面的工作尽快跟上。

下面有请何桂彦老师发言。

何桂彦:

在王馆长团队的构建和倡导下，这几年我也非常关注“新美术馆学”，它对国内美术馆建设发展，尤其是在理论和观念上的推动确实是高屋建瓴，具有引领性。

真正从当代艺术语境或者推动当下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建设的角度来讲，美术馆建设不过20年时间。这20年间，如果从中国的语境来理解，官方的、民间的，包括学院的美术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术馆的建设、“新美术馆学”的建设能否形成基本的学术共同体，能否达成简单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针对展览，甚至是在学术立场上的共识。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馆群落中，大部分人的概念包括领导者的观点，是将美术馆当作物理意义上的展览空间、展览工具，而不是知识生产的场域，形成王馆长所希望达到的美术馆学的构建。在我的理解中，新美术馆一定是知识生产的场域。就国内目前的情况，仍没有将知识生产作为美术馆的核心角色。

回到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把今天的艺术创作状态分为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实验性艺术以及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建设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特别在全球化的背景以及面对西方当代艺术时，如何在中国形成一个本土的，具有当代话语、自身美术史谱系和价值判断的体系。针对1978年以来的艺术创作或者当代艺术创作，官方、民间与学院都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收藏体系或者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藏体系或谱系的构建也是未来“新美术馆学”可以关注的。

王璜生:

何桂彦老师探讨的问题非常有高度和深度，因为我们在推进“新美术馆学”的工作过程中，面对的是像何桂彦老师所提到的一系列残缺现实，无论是目前共同认知的标准，还是学术共同体的问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认知、学术标准、运营规划等一系列美术馆工作基本要求。在相当多的美术馆里面是没办法要求太多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在艺术史体系中，还没法进行视觉呈现体系、收藏体系等一系列的建构。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往前推进“新美术馆学”的建构，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这么多年来，卢迎华馆长在艺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策展实践里做了很多努力和思考，下面请卢迎华馆长谈谈她的思考。

卢迎华:

谢谢王馆长的邀请，祝贺《新美术馆学》（第1辑）的出版!

我收到《新美术馆学》（第1辑）时，正好在筹备中间美术馆的“美术馆 2050”第四届年度论坛。“美术馆2050”是一个关于美术馆的民间论坛，每年与一家美术馆合作，进行某一个主题的讨论。今年是第四届，于12月11日至12日在中间美术馆举行。在最初提出合作意向时，我们就表达出对艺术史研究与当代艺术机构的关系的兴趣。因为这是中间美术馆的一个主要工作，所以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希望这一届研讨会围绕着当代美术馆如何激活和推动当代艺术史的认知和研究这个议题展开。这就是刚才何老师提到的议题：在全球的当代美术馆当中，艺术史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我所说的是，美术馆中的艺术史实践不应该仅仅是陈列一种线性的、权威性的艺术史，而是在当代艺术机构中如何把艺术史研究作为一种变动中的实践方式，并与当下的问题和现场产生关联，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在筹备“美术馆2050”第四届年度论坛前期，我们发出了演讲论文征集的公开邀请，结果收到了近100份演讲提纲，这个回应的踊跃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也让我意识到，美术馆的实践不仅日益活跃，围绕美术馆这个实践领域的认知和讨论也在逐渐形成。有关美术馆的公共话语正在形成，好像它自身就是一个可以激发探素、思考和发声的领域，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图10：2021年中间美术馆的“美术馆 2050”第四届年度论坛海报

在读到《新美术馆学》（第1辑）中的内容时，我也非常惊喜。《新美术馆学》（第1辑）通过一些案例的介绍和概念的梳理，让我意识到，在中国进行美术馆实践的很多人，不仅是普通的观众，也包括业内的许多同人，对于美术馆是什么、美术馆何为等问题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从根源上、历史进程和学理上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今天，当这么多的美术馆应运而生，这么多的人投入到美术馆工作当中时，美术馆的渊源、美术馆的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转变，从这些转变背后的社会背景、政治语境和思想动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变得尤为迫切。很多在今天投身于美术馆创立、建设和实践的人其实并不十分清楚美术馆到底是什么。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书《我摊牌》(1959)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发现这个题目非常适合提示我们对美术馆应该形成一个清晰的认知:美术馆到底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

图11：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

中间美术馆是一家民营的美术馆，上周末我们刚刚举行了十周年庆。在回溯和反思美术馆十年走过的经历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中间美术馆在这些年来，在艺术史的研究方面，包括参与文化议题的讨论当中，能够做出一点点成绩，能够专注去建设一个专业、严肃的美术馆，就是因为我们美术馆在创始的初期建立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专业机制，让美术馆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机制在中国不仅比较稀少，而且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个机制就是设立一个基金会来专门支持美术馆的运营。这意味着美术馆馆长和学术主持人不需要背负用美术馆的核心工作去交换利益得到运营成本的责任，也不需要担忧美术馆支出的经费该怎么来。这样的机制设立，使专业的人能够做专业的事情。而不是说作为学术主持，既要管理美术馆，对美术馆进行专业建设，同时还要解决美术馆生存的问题。美术馆如何生存这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实践案例中，已经确凿地证明过，美术馆的生存不能依赖和期待核心的艺术、学术的内容来产出直接的经济回报。制造运营成本，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让美术馆自己造血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已经被全世界的实践者证明过。美术馆也不应该被市场逻辑所主导。

让美术馆自己造血这样的认知误区在中国普遍存在。我发现，欧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文化产业思路至今还很有影响力。这个思路使文化机构和文化实践被产业化，也被不断地以产业和市场的逻辑来度量。今天很多民营美术馆的创始人、管理者和经营者仍延续文化产业的思考逻辑，将产业的运营方式运用在美术馆的实践上，期待可以筹集运营的费用，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逻辑。我认为，在没有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的情况下，会使管理和运营美术馆的人不能术业有专攻，不能专注于自己专业和擅长的事情，这会使美术馆变得不伦不类。所以，在美术馆的实践发展得这么快的情况下，如何从学理、概念和历史渊源上对它进行更清晰的认知、更本原的溯源和分析，这是非常迫切的学科建设工作。这会使很多加入美术馆事业的人避免掉进工作上的误区。我们需要《新美术馆学》这样的著作出版，来推动美术馆研究的学科发展。我就先说这些。谢谢!

未完待续！

编辑：黄碧赫 孙小蕊

设计：孙小蕊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