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以“独立空间内容生产”、“独立空间：机制、运营和环境”、以及“草根：装饰还是必需？”为题的几场论坛，在北京不同机构的主持下持续展开。不仅独立空间的实践和功能与美术馆之间存有可参照性，独立空间的“替代性”身份更是以美术馆空间为主要替代对象之一。将其纳入研究范畴，是美术馆学研究获得全面视野和方法的必要。作为北京几家独立空间的长期实践者，本文作者彭晓阳先生参加了上述几场论坛，应“新美术馆学”邀请撰写此文。
当代艺术体系中独立空间存在的意义
以及独立空间的制度建设
彭晓阳
“过去，人们去博物馆是为了看那些祖辈们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而今，人们参观博物馆是为了看那些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东西。”[1]
抛开对“当代艺术”的概念争论不谈，大体我们认为当代艺术是针对此时此地我们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它的表现形态就和问题、场域紧密相连。艺术家不再是躲在工作室里的创作者，而是把他们的思考、感悟、观念与具体的场域、语境相融合的艺术呈现者。展览无疑成为当代艺术家呈现方式的重要选择。
虽然美术馆的形式不断演进，TateModern因地制宜地由旧电站改造而成，尤其是Turbine Hall里的The Unilever Series项目，每年邀请一位大师级的装置艺术家用自己的创造来阐释这个巨大空间，但总体说来，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大多还是在展示既有的艺术成就，同时构建集公共艺术教育、文献收集整理、学术研究等功能的大型综合体。
这种功能和形式更多地是回顾和总结，而不是刺激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而画廊的展览明显受其商业性质的影响，更注重可销售的目的。即使越来越多的画廊把展览做得学术样貌，但其本质仍就是一种商业营销策略。这种资本的诉求时常会和当代艺术的精神和呈现相冲突。因此非营利的独立艺术空间就凸显了其相对美术馆和画廊体系的拾遗补缺作用：
首先，独立空间不同的地理位置、物理形态、社会环境为当代艺术的发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语境，脱离了白盒子的形态，艺术家更容易聚焦具体的问题。特定的语境也惠及艺术家探索区别性的、创造性的呈现。第二，非营利的形态保障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去除商业性的考量，从而为艺术的知识生产打开更大的空间。
外交公寓12号
从更深的社会层面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
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艺术独立原则经常会被破坏。因此，美术馆、画廊、二级市场共同构建的当代艺术体系已经限制了艺术的创造力，艺术生态中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形式，一种保障艺术家相对展览场域的“进入权”，为这种权利提供额外的制度保护和救济。这种“进入权”，就是艺术生态中的基本权利，它可以保障艺术家都自由平等地进入当代艺术系统。这些目标，很难通过传统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得到保障和救济。
今天当代艺术领域形成了一套学院体制、美术馆系统、画廊、二级市场、艺术媒体共同组成的自我扩张和封闭运行的系统。在这个领域里对基本权利的关注，不止局限于国家以及政治机构对个人、个人对个人的侵害，还应该关注这个匿名制度和系统对个体的伤害，也就是对艺术本身的伤害。因为艺术创造力从来都是来源于个体。
国家政治法律系统中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对应在当代艺术系统内部是三位一体的。这种“三位一体”意味着什么呢？所有古典政治哲学家都发现三权合一会带来专制结果这一规律。所以，必须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等手段来加以制衡。而在今天的当代艺术系统内资本主导的美术馆、画廊、二级市场、媒体和艺术评论把对当代艺术的内容选择、展示、评论三权合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再加上与政府利益的结合，未来很有可能转变为一个利维坦，一种新的“1984”。
从这个层面看，非营利独立空间的存在正是打破既有的系统，为艺术家提供基本的“进入权”的保障。当代艺术独立空间要在现有的美术馆体系、画廊体系的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是艺术生态多样化的需求，这是空间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空间要保持自己的初衷还需要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
外交公寓12号
首先是资本的影响和控制。空间存在和发展无疑需要资金的支持，非营利空间的生存完全靠社会资助，资助人或机构能够有效提供财务支持与空间的学术独立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其次，艺术圈的人情关系。人作为社会动物加之人性的弱点，总会使人际关系被带入到空间艺术家或展览方案的选择过程中。艺术圈里同一艺术流派、同一理念、同一画廊、师生同门等关系都会影响到艺术家或展览方案的选择。第三，社会环境对当代艺术的表现形态、方式的容忍度。
如何在三个方面的影响下保持独立空间初始的目的和宗旨。单纯依靠空间发起人或创始人的个人控制力绝非可靠保障。目前我们看到的非营利独立空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多是个人作坊式，都是根据发起人或者创始人的个人审美趣味和标准决定展览内容。当然这体现了独立空间作为美术馆或画廊的替代角色的操作灵活性，但个人主观判断的随意和独断却很难保证空间学术标准的一贯和坚持。
实体的正义需要程序的正义来保证。因此空间内部制度的创设就尤为重要。外交公寓12号和掩体空间在最近三年里的实践为空间制度建设做了初步的尝试。
外交公寓12号
位于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始建于1971年，是新中国第一片独享外交待遇，为各国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代表机构、各新闻机构及其人员提供办公、住宅用房的国际化社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基于这里独有的国际资讯传播，外交公寓成为了中国早期当代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祥地。
作为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外交公寓12号尊重时代背景，专注对代表性艺术家个案研究。以艺术家自我判断为条件、基础，从以往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重要展览、思想形成以及生活经验等多条线索进行梳理。通过艺术家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的非公开性作品及档案资料的呈现，以此发现艺术家个体审美系统的建立过程。
掩体空间
掩体空间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是当时驻华北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修筑的地下工事。它所在的空间建筑群落见证了近代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变迁——始建于1906年的清政府海军部和陆军部曾在此办公;1924年，段祺瑞在此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 年三·一八惨案在此发生;1949年建政后这里又长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址使用，自2017年起，作为历史遗迹的掩体开启为实验艺术的展览空间。同样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掩体空间本着开放之态度、独立之精神，力求选取具有空间针对性、实验性、观念性的艺术方案，以及对自身固有的艺术体系构成挑战的方案予以呈现并加以研究。
外交公寓12号空间和掩体空间共同拥有一套资助人体系，资助人基于对空间宗旨和目标的认同对两个空间进行捐赠，捐赠人不干预任何空间的展览、学术活动内容，不建议或推荐艺术家或展览方案，不参与空间展览、学术内容的讨论，保持空间绝对的学术独立。
掩体空间
外交公寓12号和掩体空间在学术机构的设立上却不尽相同，分别进行了各自的制度实践。外交公寓12号学术上由学术小组主持，学术小组决定艺术家的人选和展览方案的选择。学术小组目前4位学术委员构成，每年由一位轮值组长主持工作，小组的表决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赞成与反对票相等时，以轮值组长所在一方为准。空间的所有与展览相关内容均有学术小组负责。空间主持人作为日常工作的具体执行人实施贯彻学术小组形成的决议。
掩体空间则是实行学术和执行混合的联合执行人制度。联合执行人由展览、学术研究、专业管理人员共同构成，分工协作。目前有主管展览、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和执行管理四个方面执行人。四位执行人共同决定展览方案或艺术家的选择，表决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赞成与反对票相等时以主张消极行为一方为准。
两个空间的制度设置根本目的是使权利分散，避免目前独立空间普遍存在的个人作坊式的专断现象。力图在小机构中率先尝试一种公平制衡，最大程度地保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但外交公寓12号和掩体空间根据具体的空间情况，兼顾了公平和效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尝试。
掩体空间
独立空间目前在艺术生态里是作为美术馆空间和画廊空间的替代角色出现的，相信随着当代艺术创作环境需求的不断变化，独立空间会在艺术生态中占据更显著的位置，因此作为其健康发展重要保障的制度建设更应该被重视。
[1]p114，《后现代之后》邵亦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作者介绍：彭晓阳，外交公寓12号空间、掩体空间和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