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周推送黄小娇的《阿多诺论文化管理与文化工业》，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总第2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梳理阿多诺文化管理与文化工业核心批判理论，阐明文化与管理存在辩证统一关系，行政管理扩张侵入文化领域。文化工业将文化产品商品化、标准化生产，借助大众媒介与广告强化同一性逻辑，加剧社会全面管理化，压制个体反思与文化自律，阿多诺倡导以自律艺术坚守批判与非理性特质，对抗物化现实。作者还对比文化工业与当代文化产业的差异，结合场域理论探讨文化在管理世界中的发展路径，为反思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启示。

阿多诺论文化管理与文化工业

文｜黄小娇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是一位思想极其复杂和丰富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颠沛流离，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法西斯纳粹分子给予的伤痛，以及流亡美国的经历给他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呈现出浓郁的悲观色彩。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哲学美学思想，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政治经济学，卢卡奇（Georg Lukacs）的“物化”理论，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不乏救赎色彩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思想等是阿多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阿多诺一生著作颇丰，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及《美学理论》，这成为后世研究阿多诺批判理论不得不关注的经典文献。阿多诺站在现代精英主义的立场对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进行批判，以非同一性的否定思维批判同一性，以现代主义的自律艺术反对文化工业的商品性和伪真实性，以艺术的不和谐实现对传统整体性和同一性思维的超越，以不介入的姿态实现对社会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任何概念在他笔下都具有两面性，需要我们以辩证否定的美学思想去看待和分析，对事物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文化工业理论是阿多诺面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所做出的最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批判内容，他认为“文化”与“工业”的结合，体现出商品经济逻辑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侵入文化生产领域，文化产品已然成为商品，需要按照交换原则，根据工业化生产体系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因此，通过文化工业，行政管理也扩张到文化领域，文化与行政管理成为一组辩证统一的矛盾体。自律的文化被他律的行政管理所监管，文化的特殊性被行政管理的总体性所操控。在全面行政管理的世界中，文化的性质在悄然改变，同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呈现出新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阿多诺的文化管理理论，试图探讨行政管理与文化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行政管理的语境下文化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图1：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一、文化与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阿多诺对“文化”的界定受到19世纪德国传统的影响，他认为高雅文化因自身的精英主义性质而带着某种社会优越感，成为维持社会区隔的标志。阿多诺将“文化”圈定在高雅文化的界限中，坚定地维护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分界。

正是高雅文化的精神性和严肃性使文化与强调物质生产程度的文明一词不同，文化不能与技术性、策略性的实际考量视为同等，文化主要还是指一种自律性、自主性的概念，更多承载着人性层面的意义。相反，“管理”就更加具有世俗性、实用性。行政管理从诞生之日就负有“从上往下进行装配、分配、评估和组织的任务”[1]。因此，文化和管理在最初阶段是相互背离的，就如艺术具有自律性和他律性一样，文化也具有两重性，自律的文化对他律的行政管理一方面是反抗的，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适应和维护这个行政管理的世界，在《文化与管理》中，阿多诺详细地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当文化被计划和管理或完全自主化时都会使文化受到损害，然而，每一种文化的威胁不仅会使文化失去其产生效果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危及它自身的存在。我们既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通过部门化管理理念长期渗透的文化概念，也不能保守地继续对在一体化组织的时代里文化领域发生的改变一直摇头和反对。”[2]从中可以看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文化工业使得文化从上层建筑跌落至经济基础，曾经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层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物质生产的影响，需要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制约。所以，文化越来越无法脱离管理而存在，文化转而重视效用性和目的性，在以利润为导向、消费者为主体的社会中，为了节约成本就必须找准特定文化产品的目标受众。因而，管理对文化具备了愈加重要的意义。

图2：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德文版封面

至此，管理不仅是指独立于社会力量运作之外的国家的、社区的、公司的及私人的机构和组织，更重要的是指一种基于共同技术的支配力，一切人和事物都被纳入其支配之中，并且越来越依赖于其所属的组织以及管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官僚机构，根据其自身的法则，注定要拓展。”[3]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认为，与传统组织相比，行政管理的组织类型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精度、速度、清晰度、处理文件能力，连续性、判断力、统一性，刚性的从属关系、减少摩擦、减少材料和减少个人支出等都是官僚组织的独特性和优异性。这种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普遍的生活水平，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个人的需求和实践都必须顺应于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一切对现有组织管理的不满和反抗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于是，在以技术形式作为社会基本控制方式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彼此双方都愈加依赖于他们所属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样态，阿多诺认为在文化管理的世界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专家型学者”与“古老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对立中。这种斗争几乎渗透到所有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领域，同时，通过官僚层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所有公共与私人的关系中，进而强化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4]专家型学者在人们不能胜任的领域行使权威的专业资格，为了使组织继续运转还需要具备抽象管理技术方面的特殊能力，然而专业知识的垄断性和行政管理的冷漠性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在全面管理的世界中每个个体都是庞大管理体制中的一小部分，个体必须为其管理者负责，受其约束。因此，在全面管理的世界中，通过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的控制，钳制了人性的充分发挥，个体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这一机制。

阿多诺辩证地看待文化管理与专家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遵从韦伯的观点，认为对专家的重视会造成对教育专利的盲目崇拜，进而会限制个体才能或魅力的展现。如果社会只是片面地认可学历，头衔等外在的、可量化的东西，则会不利于人类智能水平的真正提升。 因而，他推崇知识全面型的“古老的人文学者”。但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与专家之间不仅是一种必要的关系，而且二者结合具有一定的优势。专家提供了一种文化保护的视角，在市场毫不犹豫地控制文化的当下，使真正的文化得以存活下来。但是，阿多诺对专家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符合他标准的“专家”不惧怕外界的反对声音，宁愿违背社会共同认知也要坚守自己的专业判断。专家的权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处于对其他事物的判断之中，并且专家与管理者的身份彼此缠绕，将专家从官僚制度中区分出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因此，在阿多诺看 来，只要专家能够在文化管理的权力中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真正的自律文化仍然能够很好地存活下去。

二、文化工业加剧全面管理世界的形成

“文化工业”一词首次出现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之后在收录阿多诺主要文化批判理论主干和核心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论文选》一书中。他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节中充分阐释了这一概念：“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文化工业把古老的和熟习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互相适应的，以便使它们自己构成一个几乎没有鸿沟的系统。这使其成为可能，既是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6]在这一定义中暗含着文化工业的重要特征。首先，文化工业不是自主产生的，是根据消费需求制造的，艺术产品的自治性因此被消解；其次，文化工业的产品具有“同一性”，其结构和模式是一致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虚假统一；再次，技术是文化工业中的关键因素，通过技术在机械化生产中的应用和改进，使文化工业实现了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正因为如此，阿多诺将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作为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属性进行批判。在融合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格黑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原则基础上，创造性地阐发了物化概念，将关注重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他认为，一方面，运用合理化原则和精确性计算的技术方式进行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带有标准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产品因其标准化，伪个性化等特征导致个体意识的衰落和反思能力的消失，这反过来又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巩固了统治阶级对大众的统治，强化了全面管理的世界。

图3：阿多诺《美学理论》英文版封面

具体而言，文化工业导致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仅体现在物的同一，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同一。在文化工业时期，劳动的专业化、机械化是由机器规定的，是可以被切割、规定和计算的。“根据计算，即可以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7]具有深切和具体的内涵，在劳动对象的层次上，所有不能够被计算的东西会被剔除出去。在主体层面上，所有不能计算的东西，不予承认。那么，最后被放到商品结构中的是去除了所有不可被计算的、抽象的、形式规定性的东西，所有有差异性的东西都被物化理论排除出去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质的同一性。在劳动过程中，人也是听命于机器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8]，劳动时间决定一切。人与人之间在自动的合规律的过程中没有差别，完全是一致的，时间与人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疏离。

在这一层面上，阿多诺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过程也日益受到社会分工和细化的影响，官僚化管理和统治更加完善，行政管理机构的便利性和优越性是以牺牲组织内部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对外部其他组织的激烈竞争为代价得来的，其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势必伴随着对特定利益的追寻，以集体性实现对个体性的压抑，[9]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顺从的状态，个体很快学会了遵守秩序和服从社会管理，并且将其与行政管理的普遍真理等同起来。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则，人将不复存在，由此，行政管理将作为主体的人简化为类的存在。

所以，文化工业不断强化标准化的个体行为，这种合乎自身职业规范及身份特征的行为模式成为自然、合理和文明的以及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行为。个人只能将自己设定为物，即一种计算元素抑或一种成败的结果。这是一种自我持存的标准，以这种标准衡量作为客体的大众是否成功适应了社会生产模式，以及是否有效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功能。[10]

图4：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此外，文化工业亦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复制和推进全面管理的世界，阿多诺甚至认为，“‘大众媒介’这个词就是专门为文化工业而打磨出来的，它已经将文化工业的重点转移到无害的领域”[11]，文化工业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不断向大众灌输文化工业产品，“它既不存在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12]。大众媒介将大众社会打造成一个体系对文化进行整合，“文化在今天使一切事物变得相似，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种文化的分支和部分与文化总体都是完全一致的”[13]。正如上文所说，在行政管理的世界中，总体性实现了对特殊性的超越，通过大众媒介渗透的文化工业加剧了当代社会的行政管理化。

同时，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文化工业使人们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这种意识催生了新的顺从主义出现。

从中可以看出，阿多诺对大众媒介带来的错误意识和虚假满足做出批判，并且将批判的重点放在广告当中。他认为，文化产品在广告宣传中不断地被机械复制。最终，文化工业成为其自身的广告，“文化工业转变为制造自身声誉的公共关系，而不考虑特定的公司或销售对象。这就带来一种普遍的非批判性的共识，即广告为了世界而制作，以至每种文化工业的产品都成为自身的广告”[14]。所以，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一种封闭的，单一的表达方式，这种操作性的话语导致文化自主性、自发性和批判性的流失，从而加剧了全面管理的世界的格局。

三、文化在管理世界中的发展

前文已经论述过，阿多诺认为文化与管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具有否定性，是颠覆性的、非理性的，通过对社会的批判实现其非实用功能的功能。比如艺术的本质是异质的、多元的，这些因素中包含着与社会对抗的力量，即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是神圣的。而理性是管理的本质，它强调事物应遵守秩序并使用合理化原则消灭一切非理性，因此，文化的非理性与行政管理的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全面管理的世界中，文化与艺术需要保持自身的非理性因素，才能为被抑制的真实文化发展提供栖息之地。

文化与艺术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具有二重性，尤其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艺术承载着抵抗物化现实和拯救“非存在”的乌托邦理想，具有解放人性的潜能。但在他看来，只有自律性的艺术才可以承担这一职能，艺术通过凝结为一个自为的实体与社会拉开距离，以不介入的姿态形成对社会的否定性批判。因此，艺术需要保持与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距离，“由于受缚于现实世界，艺术便采纳了该世界中的自我保护原则，将其转化为自我同一艺术的理想……协助非同一的事物来抵制那统治外部世界的、具有约束性的同化强制力量。正由于艺术作品脱离了经验现实，从而能够成为高级的存在，并可依自身的需要来调整其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15]。由此可知，用现代艺术的“非同一性”抵制外部世界的同化作用需要保持艺术的自律性，“艺术越是‘自律的’就越是‘介入的’，自律艺术即介入艺术”[16]。

图5：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文版封面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在今天，甚至是很极端的艺术也可以在官方的文化机构中培育、生产和呈现。况且，艺术依赖于这样的支持才得以生产出来并传达给观众。[17]艺术与社会实践的脱离为其更好地融入组织和机构提供了可能条件，文化概念本身变成机构的一个标签和一种姿态，文化的无用性已经悄然变为一种消极的有用性，成为体制运转的润滑剂，成为他者的存在，这说明管理体系和行政机构对文化的吸收和同化能力不断增强。因此，文化和艺术要保持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就愈加需要具有从社会管理体系的一致性中独立出来的批判意识，意识越是能够超越现实才越能够对社会发挥作用。由于外界环境的改变，文化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隐秘，文化需要一套新的管理标准，一套适应目前充满开放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时代特征的模式。

其实，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重视文化产业，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虽然都是采用“Culture Industry”这个词，但是其内涵与外延却已大不相同，其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产业是全球文化工业时代新经济形式的产物，主要体现在高科技制造业、新型艺术消费产业、多样化服务业中，这些服务产业偏向采用机构形式组成复杂的价值增值网络。同时，这些产业网络具有机构化、科技化便利优势，强化了公司内部的交易联系，突出设计导向的产出模式。[18]新兴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工业以商品形式运作，根据机械化大生产方式运作，遵循同一性逻辑，因此，文化工业产品是确定的，是具有相同性质的原子。而文化产业以品牌形式运作，遵循差异性逻辑，文化实体在流通中发生自我变化，文化自身具有了动力，因此，文化产业产品是不确定的，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体现出否定性到肯定性的态度转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产业不再满足于商品的单一形式和结构，而是追求差异化的生产逻辑，注重用户个体的消费体验，品牌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时期的机械化劳动密集方式，而是侧重于设计导向的创意型生产方式。进入新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组织内部与外部形成一个整体，组织属性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具有了全新的属性：平台属性、开放属性、协同属性、幸福属性，相应的，管理范式也需要改变。从韦伯的合理化原则到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再到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艺术教化理论，可以看出管理理念从强调分工到重视个人，整体的转变，其中体现的是技术在生产中统治地位的丧失。在当今社会，管理者不仅要重视生产中的传统因素，更需要注重人在组织中的作用，激活人的创造力和内在价值，拓展个体的能力。同时，把个人放在组织中去理解，将个体价值上升为集体智慧，从而使组织管理理念从分转向合。

图6：前排左侧霍克海默，右侧爱做诺，1964年

至此可以看到，文化与管理各自的概念，以及文化与管理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那么，文化在全面管理的世界中如何发展已然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课题。文化艺术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也愈加需要外部环境为其提供一种多样性的理论阐释空间。就如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所说，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与经济资本、象征资本一道，在动态的场域中发挥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再似阿多诺所批判的那样——文化被经济统治，而是二者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存在，经济并不能单独决定艺术的最终呈现方式和影响力。对布尔迪厄来说，文学艺术场处于资本主义大生产场之中，艺术生产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和结构，对文化进行分析就要考虑到艺术家、消费者、赞助人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资本变为一个与权力相关的宽泛概念，资本想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场域相关，必须与场域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要适应这一趋势。

四、结语

阿多诺的现代美学理论旨在维护艺术的自律性，而双重结构和象征财富意味着文化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逻辑，真正的艺术不追逐利润、不计较利害，艺术家越是远离经济利益和短时利润，象征价值越赋予他更高、更长远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这在文化产业时代仍然如此，文化产品越具有自律性和审美价值就越具有经济价值，布尔迪厄认为“一切知识活动本质上都是逐利的，尽管它们具有符号的特征”[19]，因此，文化产业中，文化、艺术要有策略地追求利润，审美价值越高的产品才具有更持续和稳定的市场认可度。本文通过辩证地分析文化与管理，文化工业与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简要论述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与文化管理理论。这两个重要理论是阿多诺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带有哲学性的思考，可视为对大众的一种警示，用其去启发读者自觉反抗当代社会中这种迫近的威胁，更好地处理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1]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107.

[2]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08.

[3]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09.

[4]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12.

[5]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28.

[6]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98.

[7]卢卡齐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55.

[8]卢卡齐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157.

[9]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10.

[10]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 Fragments [M].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0、21-22.

[11]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99.

[12]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99

[13]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94.

[14]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00.

[15]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

[16]常培杰，阿多诺对“艺术介入”的批判[J]，哲学动态，2015(6):97.

[17]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117.

[18] Dominic Power and Allen J.Scott.A Prelude to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C]//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4:3.

[19]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8.

黄小娇 |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黄碧赫 吴泳恩

设计：吴泳恩

审核：沈森

审定：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