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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观众在家里畅游博物馆
关于“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领域，指生态系统能较快恢复到原有状态并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冈德森（L.Gunderson）和霍林（C.Holling）提出了研究系统弹性的扰沌模型（Panarchy）来解释系统如何在外来冲击下保存自己并得到更新、保持发展活力，他们还用系统反抗（revolt）和系统记忆（remember）代表不同尺度、不同速度的适应循环之间的衔接。[1]这一理论后来被运用到其他学科发展成各有侧重的研究，本文则尝试将其引入到美术馆领域的讨论中。
如今美术馆的公共文化责任已从保管历史和提供无差别的社会教育拓展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知识共构，并以此反映和推动社会的进步。此时美术馆的“弹性”不仅体现在应对外来破坏性危机时保持自身物理结构和功能，更重要的是基于自身职能对正在发生着的社会进程（包括但不限于破坏性危机）保持关注并做出讨论。一方面，热点事件发生时美术馆的直接反应可能会引发循环效应，例如通过社会宣教影响其所服务社区公众的文化反应，进而影响对该事件公共文化角度的历史书写。另一方面，开放的公共空间让美术馆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其中，对不同群体讨论的汇集既保留了美术馆自身的权力，又将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合作下的美术馆具备可持续的韧性，能够应对各类事件的发生并将之纳入公共叙事。不同于以往美术馆面临的外部危机，2020年这场波及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大量美术馆实体空间被迫关闭，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性、对疫情本身的态度和反应、虚拟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模式、观众管理、伦理问题等都被摆上台面。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直播现场
快速反应
——美术馆的主动关照
扰沌模型中系统反抗和系统记忆分别作用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中系统反抗是指一个低层次的关键变化可能会引起高层次的变化。[2]疫情还未结束时，其他社会系统可以通过医疗救治、药品研发、设施改造等方式进行直接的疾病救治或防控，在灾难初期进行干预从而影响其走向。而美术馆的行动则更多存在于对非文化事件的文化反应上，通过公共叙事影响所服务人群，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或事态的正向发展，从另一个层面上说，美术馆主动回应的行为本身已经传达了一种社会重视的信息。
美术馆对当下社会保持着关注和参与，但并非无条件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是在与社会共建的过程中探索新的方式来解决当代问题和冲突[3]。例如近年来共享单车、共享住宿、共享雨伞等产品日益普及，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模式在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带来进步，同时也暴露出国民素质、数据安全、竞争机制等领域的潜在问题。2017年首都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分别将ofo、Mobike共享单车收入馆藏，也意味着将共享经济以及围绕其进行的讨论都纳入了博物馆视野，此时观众并非扫码使用某一商品解决个人生活需求，而是在博物馆特定空间叙事中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这一时代产物，所生成的公共反思或讨论则成为美术馆介入社会的文化触角。美术馆通过选择和组织展品形成虚构性叙事，进而对社会事件本身形成能动性的文化观照，而良性的应对机制使美术馆能够在面临各类突发事件时做出基于自身立场和实际公共需求的反应，提供相应公共文化服务、舆论引导甚至解决策略。
共享单车“坟场”
大多数社会事件作为外在条件并不会对美术馆的存在构成威胁，而作为被关注对象却构成着对美术馆“弹性”的考验。一方面，美术馆的主动关照行为能否转化成有效的社会生产而对事件本身或现实社会带来积极推动，将成为衡量美术馆干预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这也要求美术馆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掌握文化资本的公共机构，美术馆的行为带有自身的文化倾向，相较于过去彰显贵族权力的空间，新型美术馆的文化立场来自于更广泛的公众关怀，而非体现绝对的个体认知或目的倾向。当社会事件正在发生时，美术馆想要快速做出反应，就需要基于自身文化立场筛选信息、生成文化产品，同时也就意味着越是面对突发事件，越是对美术馆独立决策能力的考验。
荷兰水线博物馆，
观众可以在互动探索之旅中了解关于水线的知识
长期建设
——可持续性公共叙事
美术馆应对社会变化表现出的“弹性”不仅在于通过直接的文化干预对正在进行的事件产生影响，还在于建立可持续性的公共空间来聚集讨论，形成美术馆与“人”的知识互动，进而生成公共文化叙事。在扰沌模型中，“系统记忆”作用于小尺度、快速度的适应循环之间，指在事件初期做出干预而引发变化，而“系统反抗”则表现出时间上的持续性，指某一层次发生灾变后的重生，此时外来干扰本身已经成为了发展的组成部分。正如部分学者将“弹性”的概念引入到城市建设领域时提出，城市系统的“弹性”不仅表现为准备、响应特定的多重威胁并将其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的能力[4]，还包括学习的能力，即将外在威胁转换成可用资源从而使本体得到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美术馆的长期“弹性”则表现为针对客观事件的内部消化和渐变共生机制，其动力来源就是公众参与。
观众在柏林现代艺术博物馆前休息
为了鼓励公众参与，有的学者从公共空间角度入手，让美术馆空间成为个体叙事与群体叙事的转换场所，美术馆本身则成为叙事过程中具有引导性的参与者之一。美国博物馆学家伊莱恩·古里安（Elaine Heumann Gurian）曾在博物馆空间建设的讨论中引入珍·雅各（Jane Jacobs）的城市街道混合运用理念，认为将博物馆展览空间之外的“结缔空间”改造成多样化的混合空间，能够拓展观众并提供更舒适的参观体验，从而鼓励思考和陌生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如今可以看到，这种探索也同样延伸到了美术馆网络公共空间之中，通过虚拟平台的搭建或改造，美术馆对公众发出邀请（有时不一定是直接的邀请）聚集发言或讨论。
此时美术馆记忆的表征既包括“变现”后的实体展示，也包括与之平行的独立数字档案，书写记忆的权力被拓展至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手中。有时观众是直接参与某一事件的历史叙事，如美国9·11纪念馆的“创造历史”平台，向公众收集关于“9·11事件”的个体记忆；有时则是美术馆通过数据收集的方式对观众的间接反馈进行整合，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直播云游”、泰特美术馆的InstaStory线上小游戏、美国鲁斌艺术馆的线上佛教庙堂、盖蒂博物馆的“cos”艺术品挑战等，观众参与行为本身构成了对疫情期间个人文化活动状态的间接叙事。
2020年3月，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盖蒂博物馆向观众发起了一项线上“挑战”：
用家里随手可见的东西模仿一件最喜欢的艺术品。
许多网友参与并分享了自己的“作品”。
无论是实体公共空间的改造还是虚拟公共空间的拓展，都能让美术馆吸引更多元的公众讨论，从而更具可持续的弹性以应对当下和未来的突发事件或社会变化。但通过开放的公共空间将书写的权力给予参与者，并不等同于让美术馆成为无差别存储一切个体记忆的公共档案库，而是作为参与者和转换器将个体参与聚集成具有群体性的文化产品。
美术馆的“弹性”不仅在于遭遇外来冲击后的恢复或重建能力，更在于即时性的主动反应能力，以及通过公众参与形成的与社区长期共构的能力。此时美术馆面临的挑战是，长期以来的知识权威形象与公共叙事的理想化状态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此关于美术馆“弹性”的讨论也是对其公共叙事合理性的探索，主动回应社会事件时美术馆的独立立场和态度、转化个人叙事和集体叙事过程中美术馆的权力范围等影响“弹性”大小和持续性的话题都将被纳入讨论。
注释：
1.蔡建明，郭华，汪德根. 国外弹性城市研究述评.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0): 1245-1255.
2.同上
3.国际博物馆协会官网：
https://icom.museum/en/
4.李彤玥，牛品一，顾朝林《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城市规划学刊》2014年第5期 总第218期，第23页
*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作者简介
姚珊珊，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编辑：姚珊珊
